一、第一个党员及早期党员队伍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胶东的传播，为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30年冬，共产党员郑天九受济南党组织委派，到司马庄区保卫团任政治教员，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革命火种。翌年1月，保卫团副团长于洲被其介绍加入共产党，为境内最早的共产党员。4月，郑天九去日照后，国民党海阳县党部察觉司马庄区保卫团有赤色宣传，便派人来监视，于洲被迫离开保卫团去北平。

1932年2月，受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的委派，由省城济南到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赴任校长的于云亭（中共党员）路过夏村，介绍从保定志存中学弃学回乡任教的宋竹庭加入中国共产党。宋竹庭入党后，立即在牟海地区积极从事党员发展工作，在北江村介绍宋贵平、宋书桂、宋振绪等人入党，东去牟平南乡发展小学教员于俭斋入党，西去岠嵎院、小管村发展郭习武、邵天民入党。于俭斋依靠在牟平县教育界影响大、熟人多的条件，在牟平南乡直接或间接发展了刘经三、宋绍九、于子聪、王甫轩、李国平、于克恭、王食三、于俭业等一批人入党。至秋，靠亲连亲、友连友的方法，牟海边区的老鸦庄、黄疃、小侯家、归仁、北刘伶庄、东林家、西北庄、北江村、小管村等20多个村庄有了首批中共党员，约30多名。这批党员是牟海边区的党的基本队伍，是牟海边区党成长壮大的基础。当时，其主要活动是秘密发展党员，口号是“只有穷人联合起来才有力量，将来才能像苏联那样过上好日子”。在瑞泉中学，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教师通过解释三民主义，向学生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推荐介绍进步书籍。同时开展为抗日救国募集资金活动，宋竹庭在乳山寨等集镇募集400银元，共产党员侯醒吾、汤远村发动海阳城里高级小学和师范讲习所的学生在城里、夏村、留格庄等地募集黄金10两、白银200余两、银元100余元、法币400余元，均悉数寄给东北义勇军。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力。

12月，于洲由北平返回家乡，接上组织关系后，便在司马庄区秘密发展孙书堂、于天彬、孙书科、单伯苓等为党员，又由他们在盘古庄、乳山寨、于家庄等村发展，并在兴善院以开垦荒山种果树为名，建立了秘密活动点。至年底，党在牟海边区已形成东部以瑞泉中学、西部以岠嵎院为基点的两个活动中心，并以两个中心向外发展扩大，逐步形成了东部从霄龙寺、瑞泉中学至冯家、北刘伶庄，西部从岠嵎院、驾马沟至南北地口的两大主要活动地区，共有党员百余名。

回忆资料：

难忘的岁月

于洲

在失败和挫折中找到中国共产党

我于1904年出生在山东省海阳县司马庄区兴善村（现乳山市乳山寨镇李家兴村——编者注）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小时候读过五六年私塾。我14岁那年，地主豪绅残酷的压榨剥削逼得我家倾家荡产，我不得已跟随一位远房亲戚到东北谋生。先在鸭绿江上拉纤打杂，后又给作坊拉车填土，再后来才经人介绍到安东文信书局当学徒。学徒期间，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其中读得最多的就是《申报》副刊《自由谈》专栏里的一些文章，其民主主义倾向对我影响挺大。后来，我到了大连，在一个书社里买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七十二烈士手札》等书籍，我便在夜间偷偷地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当时颇有精神振奋、耳目一新的感觉。我很快成了孙中山先生民族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拥护者，我下决心要回到山东老家干革命。

1926年初，我回到海阳老家，在乡亲中谈穷人受苦受难的根源，讲穷人应该组织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污吏、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道理。穷苦的农民逐渐聚集到我的周围，我就同他们商量办起了农民夜校。开始，入学的人数很少，后来逐渐增加到20多人，我在教他们识字的同时，讲解革命道理。看到他们对革命开始有所认识，我便从中挑选了一部分人秘密组织起农民协会，把这些人作为农会的骨干，通过他们在本村或外村暗中发展会员。

驾马沟村的国民党员于寿堂，听说我手里有《三民主义》等进步书籍，特意找我借阅。我们俩一见如故，就着当时的时局和革命任务热烈谈论起来，一致认为应该迅速地把当地深受压迫而又如同一盘散沙似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革命，争取自身权利，支援南方的革命战争。在他的动员下，我参加了国民党。我们一起领导发展农民协会，农会在海阳县东乡迅速发展起来。于寿堂同志后来脱离了国民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1926年冬天起，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海阳县的农民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分昼夜地投入到农民协会的工作中，每天不是被这个村请去做报告，就是被那个村请去建立农会组织。群众见我们忙得把地里的庄稼活都撂了，就自发地帮我们耕地播种，这使得我们更加没日没夜地投身到群众工作中去。到1927年春天，农民协会组织已由司马庄区普及到夏村和海阳所两个区，在其它邻近的区里也有所发展，拥有的会员多达万人。

1927年3月21日，上海的工人成功地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我们很受鼓舞，决定组织农民协会的会员起义响应。经过紧张的准备，我们于1927年6月17日（农历四月三十日）凌晨把全体农会会员集合到驾马沟村，宣布武装起义。

起义的队伍分成两路，一路由我和于寿堂率领，一路由张乃晨率领。

张乃晨率领的一路，挑选了一批会武术的会员直奔南西屋村，逮捕反动区长陈锡周。陈锡周是南西屋村的土豪劣绅，清末中过秀才，擅长舞文弄墨，平素在乡里常借写状子搬弄是非，从中渔利；当上司马庄区的区长后，更是凭借职权鱼肉百姓；前阶段看到我们办农会，曾派人去海阳县政府引来便衣警察搜捕我和于寿堂同志，被我们躲过，因此，会员和普通群众都对陈锡周恨之入骨。张乃晨等赶到南西屋，趁着黑夜翻过高墙，把陈锡周从睡梦中揪起来，拖到于家庄西泊草地上，由于其民愤极大，结果没等到天亮开公审大会，就被怒火难抑的群众你一拳我一脚地给打死了。

我和于寿堂率领的一路，号称“革命便衣队”，当天夜行50里，于拂晓时赶到海阳所，区公所的乡丁做着梦就当了俘虏，我们缴获了4支钢枪和1支手枪。会员们在街头上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天亮后，我们在村头的场园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动员贫苦农民起来参加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争取自身生存的权利。会后，队伍开赴夏村，海阳所村有不少群众加入了前进的行列。在夏村，我们又收缴了8支钢枪。第二天，队伍来到司马庄区的乳山寨村，参加的人更多了。这时，去海阳县城打探消息的会员回来报告说，海阳城里的县长吓跑了。我和于寿堂等同志商量，决定抓住时机向海阳城进军。当时，天下着蒙蒙细雨，队伍赶到城东关时，城门已经关闭，城上的军警见队伍开来，连忙开枪射击，人们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雨也下大了，我们只好撤回岠嵎山区，从长计议。

在岠嵎院，我们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让各村的会员回去加紧做好进攻县城的准备，留下部分有活动能力的骨干到周围的区联络力量，同时保持同各村农会的联系。

到了阴历5月底，我们已经联络好了海阳所沿海的渔民和牟平一带的群众参加起义，还争取在海阳县郭城区活动的号称“革命别动队”的土匪武装赵辅臣部参加，我们直接领导的各村的农会组织也都进行了较充分的准备。于是，我们决定再次攻打海阳县城。

出发那天，天气晴朗。按照预定方案，牟平来的队伍占领城东的消气塂，我和海阳所区沿海的渔民领袖宋作梧带领农会会员和渔民群众攻占县城后面的望石山，赵辅臣领着他的土匪队伍攻城西。

我和宋作梧带着队伍从东北方向向望石山逼近，当队伍行进到山脚时，城头的敌人开了火，火力很猛烈，但因距离较远，队伍中并无伤亡。我和宋作梧领头冲上望石山，赶跑了敌人设在山上的岗哨，组织大家搬运石头构筑工事，居高临下地用步枪向城头的军警射击，等待全面攻城的时机。

我们占领了望石山的消息很快传到四面八方，各地的群众蜂拥而来，有的运来海防古炮，有的搬来抬杆枪，有的带来大刀长矛，有的抬来热气腾腾的饭菜。大家都怀着一个共同的心愿——解放这座被贪官污吏盘距多年的古城。但是，因为赵辅臣按兵不动，又因为用来轰塌城墙的海防古炮爆炸了，所以两天过去了，县城还是没有攻下。

第三天下午，我和宋作梧等正在望石山上研究敦促赵辅臣践约，准备夜间全面攻城，忽然得知牟平的队伍硬要撤走，挽留已不可能。我连忙赶到消气塂，部署人员接替牟平队伍继续监视城里的动向，防止敌人从东面迂回包围望石山。临近黄昏，突然听到望石山上枪声大作，大家要我快去看个究竟。我心急如焚地赶到望石山，队伍已经不见了，我连忙向北追去。天黑后，我走进一个村子打听队伍的去向，众说纷纭，无确凿消息，我只好在这个村里住下来。第二天清晨，我听到房东在与人议论，说是县城戒严，4个城门挂了4个人头。我一听同志中有牺牲的，顿觉撕心裂肺般的难受，觉得倒不如自己死了好。回到岠嵎院后，我才弄清了望石山上发生的情况，原来在我们攻城时，县府和城里的豪绅用一万元钱收买了赵辅臣，并答应事后让他当警察局长，赵辅臣见钱眼开，便公然掉转枪口，伙同军警一起攻打望石山，山上的同志见敌人来势凶猛，只好分散撤回。

两天后，敌人到司马庄区来搜捕农会负责人，他们避开大路，专拣山间小路走，妄图搞突然袭击。当他们接近驾马沟村时，见山上设有武装岗哨，便连忙缩了回去，路过圈港和司马庄村时，放火烧了几处房子，抢掠了一批东西。为了防止敌人再来报复，我们组织各村农会建立武装组织，制备大刀长矛、土枪土炮等武器，学习武术，站岗放哨。我们还在岠嵎院举办了青年和小学教员学习班，加强对各村农民的革命教育。当时，全国的局势很乱，县城里的敌人自己的前途尚且未卜，就更没有心思再来司马庄区捣乱了，因此，攻打海阳城后的一段时间，农民协会在司马区的影响更大了，就连一些小豪绅也纠缠着央求入农会，并主动捐款为农会制备武器。兴善院的地主和尚，害怕被群众揪出来游街，主动缴出土地兴办学校，革命的气氛在司马庄区越来越浓，有的村宣传妇女剪发、放足，有的村则拆庙拖神，破除迷信，赤家口村甚至列出了名单，准备平分地主、富户的土地。

及至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漫延到海阳境内，地主豪绅便勾结当地的封建迷信组织“大刀会”“白旗会”等向农民协会反扑过来。他们在各村野蛮地进行打、砸、抢，强迫农民协会的会员退出农会参加他们的迷信组织，对农民协会的骨干和负责人则进行疯狂的报复。1928年2月，反动的大刀会在赤家口南山，一次就杀害了耿文华等13位农会的同志。一时间，封建反动势力的气焰甚嚣尘上，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就这样被断送了。我在家乡不能立足，便于1928年的春天转移到海阳西乡的辛庄头、石马滩头、夏泽、发城一带继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几经反复，1929年初，海阳城里挂出了“海阳县国民党整理委员会”的牌子，国民党取代了地方军阀的统治，我回到司马庄区，被群众推举为保卫团副团长（团长是个失业穷困的旧警官）。这时，尽管我的生活安定下来了，但我的心情却异常的沉重，眼看着国民党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我看不到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我陷入了彷徨、苦闷中。

1930年冬天，经人介绍，郑天九同志（日照县山字河村人，中学毕业后曾在叶挺将军率领的铁军中参加过北伐战争）从济南来到司马庄区保卫团任政治教员。我们俩一见如故，很快就发展到无话不谈。郑天九同志告诉我，国民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豪绅利益的反动组织，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彻底进行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才能救中国。我听了这些革命道理，心里觉得豁然开朗，暗暗下定决心要找到共产党。等我们俩的关系更加密切后，我向郑天九同志表示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坚决革命到底。郑天九同志听后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在失败、挫折、彷徨、苦闷中，我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就象无依无靠的孩子突然找到了妈妈，那种喜悦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1931年1月，郑天九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我开始了一种完全崭新的生活。

跟着共产党百折不挠干革命

1931年4月间，郑天九同志因工作需要离开了海阳，而当时海阳的阶级斗争已日趋尖锐，我痛感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都太低了，无法适应斗争的需要，于是我决心想办法去外地学习。我把自己的想法写信报告了郑天九同志，他回信表示同意，并介绍我到北平第十七中学去找一位姓王的同志接关系。

1931年冬天，我辞去了司马庄区保卫团副团长的职务，来到北平，可是那位王同志已离开了十七中，我只好设法住下来，搜集材料自学。先后学习了《共产党宣言》《马恩列斯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书籍，我明白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道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资产阶级灭亡和无产阶级胜利的学说，更加坚定了我的革命意志和取得革命胜利的信心。

1932年冬，郑天九同志在日照暴动失败后来到了北平，他在听完我的学习情况汇报后表示，希望我到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去锻炼。恰在这时，担任牟海县委书记的王心一同志被捕后逃出来，也来到了北平，由他写信介绍，我立即动身返回海阳。

1932年年底，我由北平回到了家乡，接上组织关系后，便在司马庄区着手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发展了孙书堂、于天彬、孙书科、单伯苓等，又由他们在盘古庄、乳山寨、于家庄等村发展。当时，我寄居在乳山寨村一个亲戚家里，随着工作的逐渐展开，来往接头的同志越来越多，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于是，我就同孙书堂等同志商量，把兴善院附近的一处荒山开垦成了果园，以推广栽培果树的名义，掩护来往同志的活动。这个果园，远离村庄，环境幽静，的确是进行地下工作的好处所，很快成了革命同志的联络站。建国后，这个果园被济南军区后勤部扩建为新华果场，成为军区的一个水果基地。

1933年5月，组织调我到文登乡师工作，公开身份是乡师事务处科员。当时的文登乡师，师生中的共产党员有30多名，校长于云亭也是共产党员，就连不是共产党员的师生，课余在宿舍里促膝谈心的时候，或在校园里散步的时候，大家谈论的主要话题，也多半是国家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因此，这所学校，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而实际上是我们党的一个红色堡垒。我到校后，胶东特委委员刘经三同志指定我以公开身份做掩护，负责胶东特委与北方局来往秘密信件的化学处理和转递工作。1934年初春的一天，文登县警察局长突然带着大批警察闯进学校，逮捕了校长于云亭同志和另外几位教师党员。原来是一个学生党员叛变了，向敌人出卖了于云亭等几位同志。在这样的情况下，乡师秘密党支部的负责同志继续留在学校非常危险，我便设法把支部书记刘家语和支部委员丛培阵同志转移到海阳县司马庄区的两所小学任教，以教学为掩护，在那一带开展党的工作。我留下来，与王炳真和张学礼同志组成了临时党支部，继续在学校里进行革命活动。坚持到秋天，环境进一步恶化，我才被迫离开学校，回到了海阳。

1935年7月的一天，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同志就组织农民暴动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谈了我的看法，认为现在已是发动全民族走向抗战的阶段，应利用山东军阀韩复榘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发动广大群众准备抗战；再从军事力量和地理环境方面看，韩复榘在山东有5个师的兵力，随时可以调到东边来镇压，而我们的暴动人员既缺少枪炮等武器，又没有受过起码的军事训练，难以与敌人正面对抗，一旦暴动后在军事上失利，我们地处半岛东端，缺少回旋的余地，因此，吸取博兴、日照等县暴动失败的教训，不宜组织大规模的农民暴动，而组织小规模的军事活动是可以的。张连珠同志和当时在场的孙学之同志点头表示赞同。后来特委还是决定进行暴动，我只有服从组织的决定。特委成立了暴动指挥部，张连珠同志任总指挥，程伦同志任副总指挥。暴动分东西两路进行：东路由张连珠和刘振民同志负责，组织文登、荣成和威海卫的群众参加，于得水同志任突击队长，进攻的重点是石岛；西路由程伦、邹青言、曹云章三位同志负责，暴动的重点是夏村，组织海阳、莱阳和牟平的群众参加。我在西路参加暴动，任务是组织第二梯队，做地下策应工作，不暴露身份，万一暴动失败，好组织群众继续坚持斗争。暴动的时间定在农历十一月一日，后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张连珠同志决定暴动推迟至农历十一月四日进行，这就是胶东革命史上著名的“一一·四”暴动。暴动失败了，胶东特委的张连珠、程伦、曹云章等主要领导人和好几十名同志壮烈牺牲了。噩耗传来，我真想带领第二梯队的同志去和敌人拼了，但我没有那样做，我们付出的代价已经够沉重了，我不能把隐蔽下来的同志再往虎口里送。这时，内线传出了敌人要对我下毒手的情报，同志们都劝我赶紧到外地去躲一躲，我也正想找到上级党组织把暴动的情况详细汇报一下，于是我再次离开了海阳县。

我到了青岛，想找宋竹庭同志，可一打听，宋竹庭同志已经被捕了。我又到了济南，这时，于云亭同志刚刚出狱，我便住在于云亭同志家里。原来于云亭同志在文登乡师被捕后，坚持说是坏蛋学生诬告他，文登警察局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但又不死心，就把于云亭同志押送到了济南。在济南，于云亭同志坚持在文登时的口供，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便出面把于云亭同志救了出来。于云亭同志也没有找到党组织，而我又不便在他家里久住，经人介绍，我便跟着新上任的茌平县长葛栋华动身去了茌平。

在茌平，我一边在县府里做事，一边积极寻找党组织。“七七”事变后，聊城专区的国民党专员范筑先诚心诚意与共产党合作，率领下属各县军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恰在这紧要关头，我与在茌平县政训处做事的共产党员曹志真同志接上了关系。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发起组织青年救国会，编印《青年进步》小册子，号召青年们走上抗战前线。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组织了青年抗日先锋队，我担任队长。这期间，我们积极从青救会和青抗先中发展共产党员。1938年春，我们与中共鲁西北特委取得了联系，经特委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茌平县工作委员会，刘昱同志任书记，曹志真同志任组织委员，我任军事委员兼统战委员。有了党的组织，同志们的抗战热情更高了，我们设法从县政府内搞出一批枪，又从八路军津浦支队孙继先同志那里领到了二三十支枪，组织成立了茌平县游击大队，马芾村同志担任大队长，我任政委。

1938年夏天，日本侵略军纠集主力，分三路进攻聊城，抗战将领范筑先誓与聊城共存亡，率领城中军民同仇敌忾，迎头痛击日本侵略者，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而壮烈殉国，聊城及所辖各县相继沦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工委的同志们带领游击大队活跃在农村，凭借青纱帐，同敌伪展开了游击战。到了冬天，青纱帐落，敌人加紧了对游击队活动区的扫荡，情势非常危险。就在这艰难的时候，八路军一一五师来到了鲁西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并整顿和整编了地方武装。整编后，我到了一一五师。1939年春，中共山东分局要挑选一批干部到胶东工作，我在入选之列，于是，我欣然踏上了回胶东的征途。

这时的胶东，党的组织已经健全，中共胶东特委改名为山东省胶东区党委，下设东海、北海、西海、南海四个地委；在军事建设方面，成功地举行了天福山起义，建立了人民的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后来“三军”同掖县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我回到胶东后，区党委分配我到东海地委担任地委委员兼民运部长。东海地委负责领导牟平、海阳、文登、荣成及威海卫人民的革命斗争，于克恭同志任地委书记，王台同志任组织部长，韩立同志任宣传部长，丛桂滋同志任保卫部长，职工会长是姜大同志，妇救会长是曲韶华同志。我和于克恭同志已有数年不见，今日相逢，又在一起工作，都格外高兴。

我是1939年8月到达东海区的。这时，我党在东海区尚无根据地，也没有自己的武装，地委机关基本在地下活动，当然也就没有固定的驻地了，环境十分艰苦。尽管环境艰苦，但是我们在于克恭同志的带领下，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情绪，始终都在紧张而有秩序地开展工作。到1939年年底，全东海区的各级党组织都建立健全起来，党员也发展到1000多人，通过他们的积极工作，在许多村子里成立了群众抗日组织，秘密开展抗日活动，并为转战在北海区和西海区的五支队输送了1000多名新战士。我们地委还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装——一支拥有150余人的队伍，编为一大队。

1939年12月中旬，胶东区党委派于得水同志率领一个营东进，试图配合东海地委在昆嵛山区建立根据地。地委机关带着新建的一大队，随于得水同志夜行晓宿，严密封锁消息，于12月20日顺利到达昆嵛山后的院下村。可是，还没等我们展开工作，顽军郑维屏、丛镜月、秦毓堂等部就联合向我们逼过来。我方力量单薄，寡不敌众，只好撤回到北海区栖霞县的郝格庄村。这次东进建立根据地的目的没有达到。

1940年春节期间，我在乳山寨的亲戚家听从青岛跑回来的人说，日本鬼子出动3万多人，从西到东对胶东进行大扫荡。我想：盘踞在东海区的大大小小的顽军司令，平日里反共、欺压老百姓时个个逞能，可要真听到鬼子来扫荡，必然撂枪作鸟兽散，这正是我们发动抗日群众，拣枪组建抗日武装的好时机。于是，我连夜跑到60里外的地口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于克恭同志。于克恭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想法，并让我立即起草地委指示，他起草建军方案。草稿拟定后，我们俩顾不上等召开地委委员会讨论，只和当时也住在地口村的地委秘书马黄汉同志一起检查了一遍，就立即动手刻印，向各县分发。各县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接到地委的指示后立即行动起来，在全区掀起了一个拣枪拉队伍的高潮。等日寇扫荡过去，顽军司令们尚惊魂未定之际，我们已在全区建立起了一支1000余人的抗日武装。1940年3月8日，东海地委在文登县李仙庄宣布正式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九军”，于克恭同志兼任司令员。这次拣枪拉队伍的行动，被称作东海地区的“二次起义”。为了加强九军的战斗力，胶东区党委派于已心等同志带着北海独立二营于3月下旬赶来东海与九军会合，于已心同志任九军的参谋长，九军迅速成为一支令东海的顽军司令们望而生畏的人民武装。此后，东海地区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过去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大小司令全盘统治，变成了敌、顽、我的三角斗争。在这种三角斗争中，敌顽逐渐合流，我军须前头拒“狼”，后头打“狗”，有时一天要经历两三次战斗。然而，又正是在这种斗争中，敌顽日渐失掉民心，走向灭亡，而我军日益得到群众的拥护，发展壮大，走向胜利。

1940年4月15日，在我军讨伐驻扎文登县林村的顽军王兴仁部的战斗中，于克恭同志不幸壮烈牺牲了，同志们个个悲痛万分。在这非常时期，地委召开紧急会议，推举我代理地委书记。直到7月，胶东区党委才派来了地委书记梁辑卿同志和司令员孙端夫同志。

1940年9月，在各县建立县级抗日民主政府的基础上，东海区专员公署成立，孙端夫同志被选举为专员，我担任参议长和党内的财委书记、群委书记。抗日政权在东海地委的领导下逐渐向敌占区扩展，在敌人的据点附近建立“两面派”政权，向敌人的据点内渗透。

1941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为迎合这股逆流，胶东的顽军组成了所谓的“抗八联军”，兵分三路向我东海根据地发动进攻。我军坚决进行反击，先于2月初击溃了盘踞在文登县黄龙岘的丛镜月部，接着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西进，包围了丁綍庭的老巢胡八庄，将其大部围歼，丁綍庭只率小股残兵从下水道逃走。到了3月中旬，又攻下观水村，歼灭陈煜大部，3月下旬又攻克崖子，活捉匪首苗占魁。经过这次反投降斗争，东海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已大部分连成一片，部队和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了。至1944年底，我们已经扫除了日寇在我区内的48个大小据点，日寇只能龟缩在威海卫、烟台市、牟平城和石岛等几个沿海城镇了，至于大大小小的顽军司令早就被清扫得一干二净。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入我内蒙和东北三省。8月10日，日寇被迫发出乞降照会，当日，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要部队立即就近接受日寇投降。消息传来，根据地的军民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地委和军分区（当时已设军分区，领导区内武装）立即研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地委书记梁辑卿同志、军分区司令员刘涌同志、政委仲曦东同志、副司令员于得水同志率领，解放烟台市；一路由军分区参谋长张怀忠同志、副政委张少虹同志和我率领，解放威海卫。

我们这一路，带着军分区的一个营和三个县大队，于8月15日拂晓前到达威海卫郊区，首先占领西、南两面的高山，居高临下，对市区严加封锁；接着派出侦察员，在当地武工队员的配合下逼近市区，侦察敌情，保护我方代表进城送交促降通牒。敌人困兽犹斗，一面坚守着要道碉堡，一面派水上飞机轮番向我轰炸。

天大亮后，城内的伪专员徐胡子派他的哥哥徐宝和出城接我方谈判代表进城，趁便观察我军虚实。我们觉得这是给敌人造成错觉的好机会，就故意大造声势，同时由张少虹同志对徐宝和个人晓以利害及民族大义。果然徐胡子在听了其哥哥的汇报后表示愿意投降。可是伪警备司令王述芳却下令要他的虾兵蟹将死守阵地，等待蒋匪。为了拖延时间，王述芳又特派使者打着白旗出来谈判。张少虹同志当即戳穿其阴谋，命令那个使者回去告诉王述芳，必须在36小时内缴械投降，方可既往不咎，否则罪上加罪。吓得那个家伙两腿打颤，几乎瘫倒在地，满口答应着“是！是是！”地跑了回去。

那个所谓的使者回去之后，我们立即一边部署迫降，一边准备攻城。16日傍晚，战士们突然报告，市内数处起火。我们当即判断：敌人要逃跑。一声令下，早就做好了战斗准备的指战员，闻风而动，旋风般地向市内扑去。在疾速行进的途中，我们看到海中有数十艘大小船只正向刘公岛方向移动，有的战士就端起步枪向敌船射击。这下可露出马脚了，让敌军察觉到我们不是主力，但他们已经撤出，无可挽回了。当我们占领日寇驻威头目吉山的公馆时，只见他的箱柜均未来得及搬走，可以想见其逃走时是怎样的惊慌狼狈了。

过了几天，敌舰趁夜间从刘公岛出发向市区反扑，我军早有防备，大家伏在码头上的简易工事后面，待敌舰靠近后，接二连三地把手榴弹扔上去直炸得敌人鬼哭狼嗥，掉转船头就跑。这样持续了5个晚上之后，敌人就再也不敢来了。随后，敌伪及其家属在刘公岛上缺粮、缺水，不得不从海上逃到青岛去了。

威海卫解放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电令我担任威海卫市长，着即组织市政府。一种崭新的、更加艰巨的工作开始了。

二、部分早期中共党员简介

于洲　　原名于醒夫，乳山寨镇李家兴村人。193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乳山境内最早发展的中共党员。1935年参加了 “一一·四”暴动，为暴动西路第二梯队负责人之一。1941年5 月任东海各救会会长、东海专署副专员。1945年8月威海卫解放后，任威海卫市市长兼外交特派员。1949年4月南下，先后任京沪杭铁路第九大队大队长，上海铁路局军代表、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1953年调铁道部机车车辆修配局任局长。1961年任铁道部科技委员副主任。1979年7月20日于北京逝世，终年75岁。

于云亭　乳山寨镇东驾马沟村人。1931年冬在济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月任文登乡师校长。离休前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3年1月逝世。

宋竹庭 曾用名宋乐庭、张庆元，代号竹子，城区街道北江村人。1931年底由保定志存中学回乡任教师，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境内中共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97年4月病逝于杭州。

　　王心一　原名王恒云，又名刘延年，海阳所镇所后常家庄村人。1931年在济南省立高中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8月任中共牟海特支书记。建国后，在湖南省兹利县供销社工作。1972年病逝。

　　于俭斋　又名于克勤、于天民，徐家镇老鸦庄村人。曾任国民党牟平县教育局监察委员。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任中共牟平特支书记。

刘经三　又名刘炳礼、刘曰礼，代号桃子，徐家镇黄疃村人。193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月任中共牟平县委首任书记。1933年3月任中共胶东特委委员，1934年9月被国民党逮捕。1936年2月获释后去延安学习，翌年8月在延河游泳时溺水逝世。

侯醒吾　又名侯德才、侯常奎，白沙滩镇小陶家村人。193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九师政治委员，牺牲于云南省普洱地区。

侯岳西　代号侯子，白沙滩镇小侯家村人。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8月任中共牟平县委委员。离休前任青岛市科协副主席。

宋绍九　原名宋健华，冯家镇北刘伶庄村人。1932年10月在瑞泉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7月任中共牟平县委书记。离休前任空军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1980年11月病逝。

于子聪　又名于智敏，南黄镇归仁村人。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7月任中共牟平县委委员，后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8年病逝。

滕景禄　崖子镇北地口村人。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共牟平县委委员。建国后历任山东省总工会主席、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书记等职。1962年10月病逝。

林慕堂　曾用名林承猷，大孤山镇东林家村人。193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任中共牟海福栖中心县委书记。1942年病逝。

于克恭　曾用名王子恒、李保山，崖子镇南地口村人。1933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月任中共牟平县委书记，后任中共东海特委书记。1940年4月牺牲于文登林村。

刘仲益　海阳县辛庄头村人。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8月任中共海阳县委委员，1938年8月任县委书记。建国前，先后任东海地委各救会长、群委书记、专署专员，胶东区党委常委、行署副主任，建国后，先后任华东民政部优抚处处长、山东省合作总社副主任、省手工业管理局局长、政协山东省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70年8月病逝，享年75岁。

张贤和　又名徐前进，代号寡妇，海阳县庙河前村人。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任牟平县委书记，1935年在“一一·四”暴动中牺牲，年仅24岁。

回忆资料：

伴侣·良师·引路人

王春光

我是1926年同于克恭同志结婚的，克恭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良师，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克恭青年时代就奉行着“做人要做正直磊落的人”，向往着人人平等自由、国泰民安的世界。从他留下的两篇作文里可见点滴。如在《侨民爱国篇》中指出“凡人民居于本国者，政府宜保护之，而民之寄居于外国者政府尤其保护之。政府不保护人民，革命起义就是天然合理的”。在另一篇文章里他指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个人之天下也。以天下人之利害为利害，以天下人之好恶为好恶”。他的学业和品德受到当时学校进步教师和校长的好评。我们结婚后第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天下着大雪，克恭领来一个穿长衫的人，住在我家北屋，克恭让我给他弄点吃的，并嘱咐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个人住了两三天就走了，临走时克恭把自己的棉背心给了他，还送给他一些零用钱。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叫宋海秋，是我们党的地下党员。

克恭同志从这时候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经常给我讲天下劳苦大众只要联合起来，人吃人的世道就可以改变。我也常常被克恭忧国忧民的思想所感动，把家务重担挑起来，尽量让他少操心。克恭常常一连几天不回家，在外面走村串户搞农民协会，组织民众抗租抗税，反对旧政府和土豪劣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我记得1929年秋天，来了一个姓宋的商人，又过了几天来了一位姓于的大高个，在我家住了几天，还给克恭留下一个小册子。克恭经常在深夜翻看，一直保存到1933年。有一次，敌人来搜捕克恭同志，我怕小册子被敌人发现，就把它藏在柴草堆里。后来克恭高兴地对我说“春光你办了一件好事”。

1932年前后，我家来往吃住的过路“客人”逐步增多，克恭给我的任务就是承担饮食起居，传递消息站岗放哨。凡是来的“客人”一是要有热水洗脸、烫脚或洗热水澡；二是要让“客人”吃饱吃好，给他们浆洗衣服，有时还要给“客人”煮烫虱子。当时家里细粮不够，克恭和家里人就吃粗粮，把细粮留给“客人”吃。他常对我说，到我们这里来的这些人都是些好人，他们都很劳累很辛苦，要照顾好他们。有一次，一个姓孙的青年学生来找克恭，这时天气很冷，他穿的单薄还不停的咳嗽，第二天一早又要赶路。克恭一面煮姜汤一面叫我给这个“客人”找衣服，因为能穿的衣服大都送给了“客人”，我只好用两个单衣连夜赶制了一件棉袄。天还未亮，克恭就把这位“客人”送走了。还有一次来了一个石匠，要克恭同志设法帮他摆脱跟踪的“尾巴”，克恭感到情况紧急，立即叫我把那位石匠从后院送出去，他和那个“尾巴”周旋了好半天，终于使石匠安全转移了。

1933年冬，克恭担任牟平县委书记，大部分时间在南乡一带活动。这时组织决定把设在我家的地下秘密联络站，改由克恭的弟弟王志甫（于克俭）同志负责。

1934年阴历9月9日，由于叛徒告密，克恭同志不幸被捕。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把克恭留下的东西一点一滴检查了一遍，把他的书、本子和写的东西用磁缸装好埋在地下，后来敌人来搜查几次什么也没有得到。克恭同志被捕后，我的处境更加艰难，反动势力监视我们。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要听克恭的话，要把两个孩子抚育好，把乡亲们团结起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克恭获释出狱。秋末，根据斗争需要，克恭同志从延安派回胶东开展工作。我们夫妻重逢不知道有多少话要说。他给全家讲了大半夜，讲了监狱的斗争生活，讲了全国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最后对四个弟兄说：“现在革命需要我们拿起枪杆子跟敌人斗，不但我要走，你们也要参加革命队伍，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又指着我说：“春光，我们将来还要把孩子们送到革命队伍中去，只要大家一条心，有人出人，有力出力，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克恭兴奋地对年老的父母说：“黑夜不会太长了，天会亮的。”克恭在家住了三天，就匆忙离开了我们，继续动员民众，组织力量参加了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山起义。

我在1938年2月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后，第一项任务就是迎接“天福山起义”的队伍向西转移。克恭在先遣队，两天前就告诉我要多准备些好吃的东西。我把积蓄的一筐鸡蛋拿出来，克恭和蔼地说：“这次要来大队人马，那点鸡蛋怎么够。”我到村里又收集了几篮子鸡蛋，队伍来的那天，克恭又叫我把家养的几只母鸡全宰了。我还和几个妇女承担储备粮食、缝补衣裳的任务。部队西上后，胶东特委决定克恭同志负责领导东海一带民运工作，这时我家秘密联络点的工作更加活跃起来。

后来随着参军参战的人增多，部队需要的物资也越来越多，我就和党支部的同志一起，发动大伙儿捐款捐粮，还组织妇女做军鞋。克恭总是教育我们要把个人、家庭的命运同党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现在有苦同吃，将来有福共享”。

1938年秋的一天，克恭从特委驻地黄县回到家，告诉我党组织经费十分困难，让我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拿出来，以后又把土地卖掉做了活动经费。1939年5月间，克恭从文登向栖霞转移，一次到家和我商量说：“现在我们要动员一部分人参军参战，我们是不是带个头，让儿子于琴也到队伍去。”开始我没有同意，因为于琴年龄太小，怕受不了这个苦。后来被克恭说服了，也就同意了。

1940年4月15日，克恭在林村战斗中不幸牺牲。他的牺牲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悲痛万分。但一想到克恭同志是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所以没有悲观失望，决心继续走他没有走完的路，要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表明——克恭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我时刻牢记克恭常说的一句话：“革命的路是很长的，我们要一步一步向前走，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也不能低头”。从此我把怀念克恭的泪水咽到肚子里，他的未尽事业成为鼓舞我前进的力量。

回忆资料：

悼于克恭同志

王文①

我们胶东共产党的模范党员、优秀干部及抗日人民的领导者于克恭同志，不幸竟于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场上，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的光荣的牺牲了。

于克恭同志的牺牲，不但是我们共产党的一个损失，而且是我们整个抗日阵营中的一个大损失。因为于同志不但是我们胶东共产党的一个坚强领导者，英明优秀的干部，模范的共产党员；而且是胶东广大民众信仰与爱戴的一个群众领袖，模范的抗日救国的战士，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因此他的牺牲，无疑使我们胶东共产党与广大人民失去一个坚强的领导者，使我们抗日革命战场上失去一个模范的战士。

于克恭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坚决的革命斗争精神与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回忆与纪念的。

于同志是胶东牟平县人（现乳山市崖子镇地口村人——编者注），受过高级小学的教育，出校后，于民国二十二年，在牟平县由×××同志介绍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他为主持人类正义，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为了启发群众的革命斗争性，更为了团结广大群众到党的周围，曾在本县他住的乡村领导群众作过几次经济斗争，与土劣打过二年多的诉讼，进行反对土劣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与无情的压迫。结果他领导的斗争是得到了部分的胜利。

民国廿三年，他因一个叛徒的告密，亦遭当时牟平县反动政府的逮捕，被监押在看守所里。但他不仅不屈服，且更加紧努力进行各种斗争。就在他反狱卒的压迫斗争中，控掉了几个狱卒。当时因他处处为真理斗争，反动的牟平政府又没有抓到他犯什么罪的凭证，对他亦无可如何。所以于当年就把他解到济南第一监狱。在那里，因待遇酷刻，他又领导在监狱中被难的同志绝食三天，向统治阶级作不调和的斗争。后因济南法院对他无法处理，又把他转送到武昌反省院，企图从政治上致他于死命。他到反省院后，因院方克扣囚粮，他又领导在院被难同志，作过反对院方克扣囚粮的斗争，结果得到了完全胜利。於此证明：于克恭同志是充分的具有布尔什维克百折不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威武不能屈的坚强的革命意志。他虽然坐过长期的监狱，遭受了不少的痛苦，受尽了一切的磨难，但他抱定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气节不可变的原则，不但不向反动阶级表示恐惧、动摇、屈服、让步，相反地，他在反动势力极端的压迫下，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在一切威吓利诱场合，始终本着真理，向反动者作严厉的斗争，表示布尔什维克为了无产阶级利益，为了全人类的解放是有崇高的道德与英勇的斗争精神。这是于克恭同志值得我们全体共产党员敬仰与学习的！

民国二十六年芦沟桥“七七”事变以后，神圣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及广大人民的坚决斗争与要求下，开始释放全国的政治犯。而于克恭同志也在此时从武昌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出狱后，他为了学习，为了了解整个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党的新的策略路线，就到山西八路军总指挥部，一方面学习，一方面随军作民运工作。后来，因他是胶东人，党就把他派回胶东开展工作。

当他回胶东的时候，正是1937年的冬天。北平、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均相继沦陷，整个华北陷入非常混乱的局面。山东，尤其是胶东，在自私自利死有余辜的韩复榘妥协投降不抵抗的主义之下，官吏相继逃跑，人民悲观失望，致使敌骑横行无忌，大部分重要城市乃为日寇不耗一弹而陷落。一时投降妥协空气与悲观失望情绪顿趋浓厚。在此严重形势与环境下，于克恭同志与胶东的某些优秀共产党员，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共产党员要“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拿起武器上前线”的正确指示指引下，共同艰苦的发动了胶东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即现在五旅的前身），克复了牟平、福山、蓬莱、黄县、掖县诸县县城；摧毁了伪政权，给敌人与汉奸很大的打击；提高了人民的抗日情绪，转变了胶东危险的局势，领导广大人民走上抗日的道路。

在三军暴动后，因他是个群众领袖，牟平人民一致要他作民运工作。当时他在人民拥护与爱戴之下，就被推为牟平县民动会的主任，专门从事组织、武装、动员民众参战及领导民众做反日反汉奸的斗争工作。在他的努力下，这一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绩！初步建立了东海部分县份的群众组织，打下了以后开展东海民众运动的基础。

三军西上后，积极广泛地开展西方各县（蓬、黄、掖、招、莱等县）民众运动，使军民亲密合作打成一片，积极地帮助军队抗战，已成了坚持胶东游击战争的一个中心问题。因为他有民运工作的经验，又善于接近民众领导民众，党就决定他此时在胶东党内担任特委民运部长，在外担任胶东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并兼任胶东抗日自卫团总指挥。在深入艰苦的工作过程中，他坚决地执行了党关于开展民运的政策，在西方（蓬、黄、掖、招等县）建立了青、妇、儿童、少先、自卫团等各种群众抗日组织，组织了将近30万的民众，并作了许多关于动员民众参战的工作，如：募捐、慰劳、担架、运输、侦察、警戒、除奸、参政及发动新战士参加抗日部队等工作，使西方各县的民众运动有了突飞猛进的开展；使西方各县广大人民积极的走上抗日战线。

民国二十八年，中国的抗战已进入到相持阶段。处在敌后方的胶东，经过敌人数次的扫荡，全部城市均沦陷敌手，同时，由于全国顽固派反共派和汪派托匪积极制造磨擦与抗战逆流的影响，胶东亦开始了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因此抗战的形势与环境日益严重了，困难也一天天增加了。因此要使我们的主力（即今日的五旅）能胜利的坚持胶东游击战争，就必须有广大的游击队作配合。所以广泛开展整个胶东游击战争，便成了我胶东党的迫切任务。这时，西方各县的游击队，或多或少的已皆发动与组织起来，唯有东海区各县的游击队还没有发动。当时中共山东第三区委为了开展东方游击战争及民众抗日运动，与领导东海区布尔什维克的党，决定派于克恭同志到东海区担任地委书记，党把这伟大的使命及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他。

于克恭同志是一个很忠实坚决的干部，他的工作向来是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因此在党决定要他去东海开展工作的时候，他是很诚恳的并且很有勇气的接受了。但当他由××地去东海的时候，正是处在整个抗战内部磨擦的影响下，胶东亦发生了严重磨擦事件的时候，在这种敌人连续扫荡与投降、反共顽固分子不断制造磨擦的形势下，东海的环境是非常恶化了！顽固分子到处逮捕共产党员，屠杀抗日民众。但为了执行与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他不避艰险，不怕困难，率领地委某些同志，穿山越岭的晓宿夜行，穿过了顽固分子的封锁线及敌人的占领区，终于很冒险的到达了工作目的地。当他去东海以后，就积极地整理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众组织，并准备发动游击队的工作。

民国二十九年冬天，敌人对胶东进行了一次严重的扫荡。这次扫荡的特点是敌人使用由西方梳头式的平推战术。东海区那些素来只知压迫民众不抗日的各部队，一闻敌至，便望风披靡，纷纷溃散，到处插枪，并有的投敌；有的变为土匪流寇，实行绑架。由于顽固部队的不战溃散与损害民众，影响了民众抗战情绪，悲观失望恐慌动摇的情绪空前滋长，造成了东海区混乱不堪的局面。于克恭同志为了打开东海区的形势，适应民众的抗日要求，执行上级所给他的任务，遂毅然决然号召与领导东海区的全体共产党员及广大的民众，经过艰苦的斗争，克服无数的困难，发动了东海区的游击战争，建立了数千人以上的抗日武装。自从这支武装建立以后，就给了东方（文、荣、威、海、牟等县）敌人无数次的打击，还击溃了无数次的顽固分子进攻。在这反扫荡反磨擦的战斗过程中，获得了光荣的胜利！夺了敌人的武器，武装了自己的军队，提高了东海区数百万民众的抗日情绪，奠定了以后能够建立东方各县抗日民主政权与各种抗日民众组织的基础；并初步的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支军队，在军事战略上起到了配合西方主力共同反扫荡反磨擦，争取胶东时局好转的极大作用，牵制并分散了敌人与投降派的兵力，奠定了坚持东海区游击战争的基础。

东海区这支抗日部队，过去的发动与创造，不仅有赖于于同志的艰苦奋斗，而且今后的巩固与扩大及逐步走上基干化、正规化，更需要他坚强的领导。但不幸，于克恭同志竟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在文登林村反顽的战场上光荣牺牲了，他为了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

于克恭同志的牺牲，是我们党的损失，是我们整个抗日战场上的损失。但另方面，他的牺牲是光荣的！是有代价的！因为他的牺牲是为了民族解放，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因此当我们追悼他的时候，不是要我们悲伤，不是要我们流泪，更不是要我们悲观失望，而是要我们踏着他的血迹，继续他所遗留下来的伟大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

于克恭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是没有死的，他的革命志愿及伟大的革命事业是遗留给我们现在的各个同志了。因此我们追悼于克恭同志，首先应该学习他那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坚定革命意志；学习他那艰苦奋斗、吃苦耐劳、英勇卓绝、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学习他那忠厚老诚、宽大和蔼、坦白直率、勇于负责、埋头苦干、纯洁无比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学习他那对工作脚踏实地、一点一滴深入耐心、胆大泼辣的优良工作作风；学习他那对马列主义的虚心学习，对于一切革命问题、工作方式方法的研究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态度；学习他那忠于党、忠于民族、忠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并勇于牺牲的崇高道德；学习他那俭朴的生活、模范的言行、与他一生所作的可歌可泣的各种伟大事业。

于克恭同志虽然牺牲了，但在他正确的领导与从艰苦斗争中创造起来的军队，党与群众组织，更需要我们加倍的努力去巩固与猛力的扩大它。因为我们胶东的地方部队还是比较散漫的，我们的党还是年青的幼稚的，我们的群众组织还是很狭小而不够广泛的，我们的抗日政权还是不够应有的巩固，因此我们追悼于克恭同志，就应该百倍努力加强我们的工作。要使我们的军队正规化、铁军化、党军化，要使我们的党坚强化、战斗化、完全布尔什维克化，要使我们的群众组织普遍化、广泛化、坚强化，要使我们的政权更民主化、大众化，作为一切政权的模范，只有我们从革命的实际工作中努力奋斗，我们才能光辉的发扬于克恭同志的革命精神与伟大的革命志愿。

最后，当我们追悼于克恭同志的时候，还要切实的记住，在国际国内整个的形势上，我们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中国的革命是进入了深入的阶段——即是中国的抗战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只有坚决执行我党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战方针，拥护国共两党长期紧密合作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才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追悼于克恭同志与继承了他的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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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王文，陕西省绥德县耿家山村人，1930年加入共产党，1934年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主席。此后历任吴宝县委书记、东北军工委书记、米旨中心县委书记等职。1938年5月任胶东特委书记，兼任山东省第三军区政委。1942年7月任胶东区行政公署主任。1943年11月因病去世，年仅3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