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暴动的酝酿准备

中共胶东特委酝酿组织发动暴动，曾经历了一段曲折反复的过程。1934年8月15日，团山东省工委向胶东特委发出《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指示信》，认为“胶东方面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必须组织农民广大的游击队组织，采取积极进攻的政策，坚决粉碎保守或退守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完成建立胶东苏区与粉碎白军第五次围剿的光荣任务”。指示信还提出了三项具体要求：（一）特务队改称游击队；（二）在昆嵛山一带创建新苏区，作为游击队的根据地；（三）游击队在解决了几个敌人区公所或地主武装之后，立即召开群众会议，组织群众参加反对地租、捐税和高利贷的斗争，并提出必须成立代表会议政权，由农民自己组织游击队，杀逐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反动官僚。这种估计和要求，显然不符合当时胶东的社会情况和党组织情况。

1935年1月，胶东特委根据团山东省工委的指示，决定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并在昆嵛山东麓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筹备工作。曾“计划以广大的人数，集中抢盐斗争，并联合当地的群众，扩大这一斗争，立即发动游击运动”。但几次尝试，都因计划不周而归于失败。1935年春，韩复榘强征民力，强占土地，修筑青（岛）威（海）公路。由于工程量大，直到夏季尚未完工，耽误了春耕春种的良机，引起群众的极大愤慨。此时，胶东特委又想趁机发动武装暴动，派人到各县宣传发动，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但由于领导机构内部意见不一致、力量过于分散、各县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再加上团山东省工委的反对，这次反筑路斗争未能发动起来。此后，以张连珠为书记的胶东特委在昆嵛山东麓积极开展活动。他们一方面宣传发动群众，一方面学习研究战略战术问题，组织农民协会和武术会等，不断扩大党的武装力量。

由此可见，胶东特委发动暴动的想法很久，时隐时现，且越来越强烈，并开始做了许多暴动的具体准备工作。

1935年8月，胶东特委在昆嵛山岳姑殿召开扩大会议，具体研究暴动的准备工作。会后，在荣成县石岛党的地下联络站——新亚药房举办党员训练班，参加成员主要来自文登、荣成、牟平、海阳等县的党员，由程伦(又名程祥，代号程先生，河南人)和崔杰负责授课，主要学习党的基础知识和一般军事常识。训练班大约办了两周左右，为发动武装暴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训练班结束后，胶东特委领导成员张连珠、程伦、刘振民、曹云章、邹恒禄等分别到文登、荣成、海阳、牟平等县做宣传发动工作，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参加暴动。为解决暴动武器问题，胶东特委一面派人设法购买，一面安排王亮等人制造土炸弹、手榴弹。

9月至11月初，胶东特委相继在牟平县滩上村、文登县水道村和烟台市郊上夼村召开了三次扩大会议，明确了胶东特委发动暴动的想法，基本上统一了思想，一个发动大规模农民武装暴动的计划初步形成。11月18日，特委在文登县沟于家村天寿宫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张连珠对暴动的时间、组织分工和行动路线做了说明。经与会同志认真讨论研究，确定了暴动计划。暴动时间定为11月26日，胶东各县同时举行武装暴动。暴动指挥部设在昆嵛山无染寺，张连珠任总指挥，程伦任副总指挥。暴动队伍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暴动旗帜为三角形，边是齿状，中间是镰刀斧头。暴动分东西两路行动，文登、荣成、威海为东路，共编三个大队，进攻重点是石岛，由张连珠、刘振民负责；牟平、海阳等县为西路，共编两个大队，进攻重点是夏村，由程伦、曹云章和邹青言负责。两路得手后，合攻文登城，然后暴动队伍西上“到鲁南山区打游击”。

二、暴动经过

1935年11月18日，中共胶东特委正式决定，11月26日胶东各县同时举行武装暴动。后因准备工作不充分，改为11月29日(阴历十一月四日，史称“一一·四”暴动)。但此时有的地方没有接到通知，仍按原计划行动，暴露了整个暴动计划，使敌人有了警觉和准备。国民党地方官府急报国民党省政府，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一面急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一面即令驻潍县的国民党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立即东进展开“清剿”。而暴动指挥部没有及时得到这方面的情报，依然按计划进行。

西路队伍编为两个大队：由曹云章、邹恒禄、张贤和、柳芳斋等负责在牟平县拉起一个大队；由程伦等负责在海阳县拉起一个大队。西路暴动于11月29日在夏村和午极同时举行。原计划11月28日夜先由共产党员唐维兴(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海阳县三区区中队长)策动区中队兵变，然后汇合各村暴动队伍攻打夏村。不料，海阳县三区区长王济占的警卫员王深禄于举事前（11月28日下午）叛变，唐维兴被捕牺牲，敌人另派二区中队占领了夏村，并严加警戒，原计划未能实现。指挥部当机立断，将已集合于小管村南山的各村暴动队伍100余人，当夜转移至南西屋村。第二天，暴动队伍将该村3家地主兼资本家“义来”“永来”“恒来”的契约烧毁，同时缴获了他们的枪，并将囤积的粮食全部分给贫苦农民。第三天，暴动队伍继续北上，经曲水、午极到达松椒村(今属烟台市牟平区)，准备与到达房家村的牟平县的暴动队伍汇合。

11月29日，中共胶东特委委员曹云章和中共牟平县委书记张贤和集合午极、育黎、冯家一带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50余人，于午极村举事，当日挺进通海，夺取区公所，翌日回师白石村，把以上3村地主的粮食浮财分给贫苦农民。第三天继续北上，经中庄越黄阳山到达松椒村，与海阳县暴动队伍会师后，组编为两个大队，计300余人，有长短枪数十支及大刀、长矛。12月2日下午2时，会师大会还未结束，突遭国民党八十一师赵廷壁部1000余人包围。暴动队伍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一面组织还击，一面向西山突围。暴动队伍因人数和武器装备都比敌人相差悬殊，又缺乏战斗经验，至下午4时许被击散，张贤和、柳芳斋、蔡英卓等10余名同志在战斗中牺牲，程伦、曹云章等同志被俘，西路暴动遂告失败。

东路暴动也在第六天（12月5日）被国民党军队、地主武装和盐警2000余人包围在底湾头村，终因武器低劣、寡不敌众而失败，张连珠等同志被捕。

至此，轰轰烈烈的“一一·四”暴动被国民党反对派残酷地绞杀了。

回忆资料：

我所知道的“一一·四”暴动（西路）

张甫武

今年农历十一月初四日是共产党领导的胶东历史上有名的“一一·四”暴动70周年，现在夏村70岁以上的老人也不太清楚这件事。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很有必要为后一代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留下一些历史资料。

这次暴动我没有参加，1935年我18岁，12月13日（农历十一月十八日）夏村集那天，正是在城西门外枪杀程伦的日子，我亲眼见到死者的尸体。我参加革命后，在乳山县公安局工作及在1949年任夏村镇镇长期间，对暴动的一些具体情况作了进一步调查了解，在我曾工作过的乳山寨镇的车村、驾马沟、小管村，夏村镇的于家庄、泗水头，育黎镇的南西屋等村，我亲自访问过当时参加过“一一·四”暴动的一些老人，对暴动的始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把我知道的情况归纳整理如下：

1935年农历十一月初四日，由中共胶东特委直接领导组织发动了一次武装暴动。这次暴动分东西两路行动。牟（平）、海（阳）、莱（阳）为西路，由程伦负责，进攻重点是夏村，袭击区中队部和民团。文（登）、荣（成）、威（海）为东路，由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负责，进攻重点是石岛。

暴动前，副总指挥程伦同志在夏村王安基家住了些日子，对夏村的社会关系和周围环境摸了一些情况，以后他又来到乳山河西岸的车村、于家庄、小管村、南西屋等村，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郭习武、邵文华、单志敬等人取得联系，为西路暴动做准备工作。1935年7月的一天夜晚，组织陈大法、陈二法等20多名同志夜袭了腾甲庄“春修堂”“春善堂”两户地主的门卫武装，夺取了十几条枪和部分子弹。几天以后，又从小管村、南西屋两户地主家中挖出6支钢枪。这时暴动人员已有120多人，钢枪、长矛、大刀和土枪每人可操握一件。经过训练，人员素质、武器操作、作战能力都有提高，群众关系融洽。将近秋收结束的10月，程伦和郭习武等同志与牟平南乡暴动人员曹云章、邹青言、张贤和、李辉绍等同志取得联系，对暴动时间、集合地点、人员组织、组织联络、口令暗号、攻打目标都作了详细研究和部署。据为海阳暴动队伍服务的地下联络员高日升（系乳山寨镇车村人）回忆：暴动人员口令为“大河”“鲁济”，以牛角号声为令，队员胸前系红布绳，夜间人手持一炷香为记号，。

西路暴动于农历十一月初四日在夏村和午极同时举行。原计划当夜先由打入国民党海阳县三区任区队长的共产党员唐维兴策动区中队兵变，然后汇合各村暴动队伍攻打夏村。由于叛徒告密，举事前唐维兴被捕牺牲，原计划未能实现。指挥部当机立断，将已集合于小管村南山的各村暴动队伍100余人，连夜转移至南西屋村。第二天，暴动队伍把该村3家地主兼资本家的契约烧毁，将囤积的粮食全部分给贫苦农民，同时缴获了他们的枪。第三天，暴动队伍继续北上，经曲水、午极到达牟平的松椒村，准备与牟平县的暴动队伍汇合。

农历十一月初七日，海阳县与牟平县的暴动队伍在松椒村会师。下午遭到国民党八十一师赵廷璧团包围，程伦与曹云章同志率队一面还击，一面指挥队伍突围，双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终因敌强我弱，暴动队伍被打散，张贤和、蔡英卓及10余名干部战士当场牺牲，程伦和曹云章等20多名同志被俘，被解押在夏村的“义德堂”。接着，团长赵廷璧带属部昼夜对牟平、海阳两县进行清乡，曾到夏村镇的南江村、于家庄，乳山寨镇的车村、小管村、圈港，育黎镇的南西屋及冯家镇的盘石村相继逮捕了我地下党员20余名，在夏村四个门外对暴动人员实行了大屠杀。

   当时夏村是海阳县四个大村之一，村周围筑有土石墙，东、西、南、北各建门楼一座，人们按不同方向分别称为东、西、南、北门。12月3日（农历初八日）是夏村集，上午9时许，9名同志在城北门外被杀害，割下的头挂在城门楼上示众。12月13日（农历十八日）又是夏村集，赵廷璧审程伦同志问：“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程伦同志斩钉截铁的回答：“去问你的顶头上司韩复榘吧！韩复榘杀害了我们很多共产党员，他是知道参加共产党是为什么的”。赵廷璧提审程伦得不出结果，气急败坏的对程伦说：“你的嘴硬不如我的刀硬。”马上贴出处决程伦等同志的布告。上午10时许，程伦等7名同志在城西门外遭杀害。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九日）上午，敌人在城南门外召开千余匪兵大会，赵廷璧在大会上对匪兵说，前几天处决了两批共产党员，这就是参加共产党的下场。接着曹云章等21名同志在城南门外被杀害。曹云章就义前，匪部一名副官对曹云章说：“展师长金口衔律，让我捎个信给你，共匪头子已处决，你是走程伦的下场，还是全部供出共产党员的名单得重金还乡？”曹云章坚定地回答：“闭上你的臭嘴，留着你的臭钱见鬼去吧！”12月15日（农历十一月二十日）上午，赵廷璧率部又在夏村镇南江村逮捕我两名地下党同志，并杀害于东城门外。这就是被当时人所说的“杀四门”事件。

“一一·四”暴动，除了在松椒村当场牺牲20几名同志外，敌人在夏村四个城门外共杀害我党39名同志，另有3名同志由匪部张襄武带到午极村南河岸杀害。我们在纪念“一一·四”暴动70周年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那些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光荣牺牲的革命先烈。

（作者曾任乳山县公安局干部、夏村镇镇长、乳山县报社长兼总编辑、乳山县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

三、暴动失败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一一·四”暴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胶东地区领导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武装斗争。暴动之所以失败，客观上是国民党的统治比较稳定，反动力量相对强大，革命力量弱小。但在主观上，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一一·四”暴动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极点，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急剧崩溃，极力夸大革命形势，错误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1934年8月15日，团山东省工委依据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精神，指示胶东特委“采取积极进攻的政策，坚决粉碎保守或退守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完成建立胶东苏区与粉碎白军第五次围剿的光荣任务。”根据这一指示，胶东特委曾多次酝酿武装暴动，但都由于计划不周或内部意见不一致而落空。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8月1日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首次提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且同上级失去了联系，遵义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在胶东特委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左”倾错误在胶东党内仍占统治地位。1935年春，在研究如何开展对敌斗争问题上，胶东特委内部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目前不宜冒险盲动；但以程伦为代表的后一种意见，即坚决主张进行武装暴动，并在成功后冲出胶济路，西进鲁南，会同红军北上抗日的意见得到相当多同志的积极拥护，致使胶东特委逐步确定了暴动计划。

第二，错误地估计形势。1934年至1935年，正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胶东特委的部分领导却认为当时的形势对暴动是有利的，认为国民党在胶东的兵力有限，可以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乘隙发动暴动。当时，胶东的十几个县都设有警察局、民团、乡农学校等反动武装组织，重要地区驻有韩复榘的陆军部队，烟台、威海还驻有海军陆战队，敌人的正规军和地方武装连成一体，形成了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强大的军事系统。所以，当暴动全面展开后，国民党八十一师和地方武装约三四万人立即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这是暴动的领导同志始所未料的。

第三，没有上级党的领导和忽视组织建设，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暴动前，胶东党的力量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在当时，党员、团员和革命群众都缺乏严格的教育和训练，党的组织亟待加强和整顿。在暴动前，由于急于扩大党的组织和壮大革命队伍，片面追求数量，忽视了质量，致使一批成分复杂的人混入革命队伍，造成了组织的不纯，这些人泄露了暴动计划，在关键时刻动摇叛变，直接影响了暴动计划的顺利实施。在暴动中，党的领导也十分薄弱，有的队没有成立党支部、党小组，党的政治路线在队伍中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由于当时党的活动处于秘密阶段，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还不大。暴动过程中，胶东党积极深入地发动群众不够，致使许多群众对暴动不理解，不支持。理琪在1936年以胶东特委会名义写的《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中，分析总结暴动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党员行动的浪漫、党员的滥收、忽略秘密工作、党员活动能力的低落、党的活动脱离群众等，是造成了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没有上级党的领导是暴动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一一·四”暴动前后，山东党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中共山东省委屡遭破坏，几乎损失殆尽。1935年4月，团山东省工委因书记刘宜昭被捕叛变而遭破坏，山东的党组织直到1936年12月才与中央北方局取得联系。胶东特委是在失掉了上级党的领导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了暴动，所以，胶东党失去了上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策略上的指导和帮助，以致在革命危急的时候不知如何行动，造成了盲目的孤军奋进。

第四，军事策略的失误。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胶东党急于暴动，急于同敌人正面接触，领导者犯了军事万能主义的错误。在暴动过程中，撤销地方党务工作，要求全体党员全部参加暴动，这不仅不利于广泛地开展工作，而且把党的全部力量都暴露了，以致使党在胶东积蓄多年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隐蔽在敌人内部的革命力量也几乎损失殆尽。“一一·四”暴动缺乏严密的作战计划，暴动原定于农历十一月一日进行，由于没做好准备工作，就推迟了3天，而有的地方没有接到通知，仍按原计划举行了暴动，暴露了整个暴动计划，使敌人有了警觉和准备。在石岛内线遭到破坏、攻打石岛失利，在得知韩复榘的八十一师要来胶东围剿革命的情况下，暴动指挥部本应冷静分析局势，调整部署，当机立断，疏散隐蔽队伍或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战，但指挥部仍坚持迅速发展队伍，同敌人进行正面接触的策略。在底湾头、松椒战斗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仍坚持阵地战，致使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

此外，在武器方面，起义前只制造了部分土炸弹，另有几支空枪和一部分大刀、红樱枪等，这些远不能适应大规模的武装暴动的需要，远不能与装备精良、武器先进的强大敌人较量。另外，暴动队伍缺乏军事干部，没有斗争经验，暴动中指挥不灵，行动迟缓等也是暴动失败的一些原因。

“一一·四”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胶东地方党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一一·四”暴动表达了多年蕴藏在胶东人民心中的不甘忍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强烈呼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胶东人民为摆脱阶级压迫和剥削，争取自身解放的一次伟大尝试。暴动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胶东的统治，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使人民群众看到了翻身得解放的希望和曙光，在胶东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暴动锻炼了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纯洁了党的组织，积累了经验。特别是暴动保留下来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在抗日战争开始后，成为胶东抗日武装的一支骨干力量。“一一·四”暴动的经验教训是用鲜血写成的，它成了胶东党组织和指导以后革命斗争的一笔宝贵财富。

四、暴动后的社会政治形势

11月29日暴动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立即命令驻潍县的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为莱阳、海阳、牟平、文登、荣成五县的“清剿司令”。展书堂奉命后，立即在莱阳召开了“清乡”会议，要求各县民团协助军队堵截，积极配合“清乡”。会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约三四万人遍及莱阳、海阳、牟平、文登、荣成等县，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清剿和屠杀。

敌人对被捕的同志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革命同志都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花招施尽，毫无收获，遂于1935年12月3日至15日（农历十一月初八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在夏村四门将程伦、曹云章等39名同志残酷杀害，张连珠也于18日（农历十一月廿三日）在文登城西门外英勇就义。

此时的胶东大地，一片白色恐怖，人民群众蒙受着极大的灾难。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挨家挨户反复清剿，扬言要把共产党斩尽杀绝。在谁家只要翻出红布，便是共产党的证据，有钱的拿钱赎人，无钱的枪毙砍头，甚至行路人也有被杀头的危险。敌人的清剿、逮捕无所不用其极，仅在暴动和暴动后的清剿中，牟海边区就有230余名党员和群众被捕杀害。我同志和无辜群众被敌人杀死后，有的被扒心挖胆，有的被割下头挂在城门上或电线杆上，其惨状目不忍睹。在政治上，敌人发布告大肆宣扬自己的胜利，造谣欺骗，吹嘘什么“共产党的头子都被捉住了”等等。并到各村开会，叫老百姓“悔过自首”。还推行五家连坐制，欺骗群众自首检举。国民党区、乡长也趁机作孽搞黑名单，敲诈勒索。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胶东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党的上下级组织、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有不少共产党员被迫离乡出走，还有少数人自首叛变，胶东的革命处于低潮，党的工作处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胶东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蒙受着重大的牺牲，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征服，被吓倒，被杀绝。暴动东路突围的30余人转到昆嵛山北，成立了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于得水任大队长，保存了革命的火种。1936 年4月初，共产党员理琪<15>从上海来到胶东，在文登县沟于家村成立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理琪任书记，刘振民、邹恒禄、张修己等任委员。同时创办了《真理报》。针对“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群众情绪低落，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理琪不畏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寻找失掉联系的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和整顿党组织，重新聚集革命力量。为从思想上清除党内存在的急躁和悲观失望情绪，理琪在对胶东情况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撰写了《胶东特委会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信中正确分析了中国及胶东地区的政治形势，从思想、组织、军事上总结了过去胶东党的工作，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和今后的任务。这封信作为胶东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发到基层支部，在胶东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治建设和武装斗争等方面起到了历史性的重要指导作用，使各级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扭转了“一一·四”暴动后的危难局面。1936年8月，理琪与中共北方局接上关系。10月，根据北方局指示，胶东临时特委改为胶东临时工委，理琪任书记，吕志恒（曾用名吕其臣、吕光军，辽宁省庄河县人）任副书记。为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特委创办了党内刊物《战斗》。

理琪的到来，使牟海边区乃至整个胶东地区党的发展和活动出现了新的转机。在胶东临时工委的领导下，“一一·四”暴动后出现的悲观情绪为之一扫，党组织得到了重新恢复和发展，胶东各地抗日宣传活动广泛开展，党的组织更加纯洁，党员的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到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时，牟海边区的党员数量达到81名。

从1932年8月牟海特支建立到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牟海边区先后建立了4个县级以上党的地方领导机构。党组织从诞生、发展到短期内遭到破坏，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各个年轻的党组织始终不懈的领导人民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走过了一段极为曲折的道路。一次次的武装斗争和宣传活动，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鼓舞了人民的斗争勇气，锻炼了我们党的队伍，使我们党逐渐成熟，为以后的革命斗争积累了经验。

文献资料：

胶东特委会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

提 纲

   1．中国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民党的出卖与投降；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压榨下的民族工业的零落及农村经济的破产——中国的抗日反帝与土地革命运动的扩大与高涨。

2．对于胶东党的自我检讨——党员行动的浪漫——党员滥收——忽略秘密工作——党员活动能力的低弱——党的活动脱离群众——对于游击运动认识的错误。

3．目前切实执行的任务——严密党的组织——加紧提高党的政治文化教育水准——加紧开展组织群众斗争的运动——准备组织正规的游击战争——理论上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国际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自从无耻的不抵抗主义者国民党在“九一八”出卖了东北三省后，它的帝国主义的毒焰更象暴风中的野火飞扬起来，南袭上海，炮轰了华界最精华的闸门；北侵热河，进兵榆关。走狗的国民党，与之订下辱国丧权的塘沽协定。日本帝国主义并未因国民党奴颜婢膝般的丑态而停止侵略，反更煸动内蒙王公自治，唆使其走狗殷汝耕在战区独立，宋哲元组织变相满洲国的冀察政委会，策谋福建脱离中国独立运动。大批日军开入华北，建筑庞大的飞机场，侵占天津车站，检查南北来往车辆；在交通方面，由满铁会社投资建设沧石（由沧州到石家庄）路线、彰济（由彰德到济南）路线，把持河北整个的交通网；在经济上借“经济提携”美名，由日本开发华北各省的轻重工业原料，更唆使日本浪人在华北偷税运货，竟达三万万余元，占我关税收入三分之一。近更在华北签订《何梅协定》，一方面与国民党建立进攻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堡垒苏联的包围战线，一方面企图阻止中国工农红军的北上抗日，镇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于日本经常向外蒙古武装挑衅，满德的商约协定，从不见其有只字的表示；而对于保障东亚和平的苏蒙协定，倒一再提出卑污无耻的抗议，倾其全国精锐的武装，向真正抗日反帝的工农红军及苏区进攻，到处逮捕屠杀抗日反帝的学生、工人、农民、妇女及各界爱国救亡的群众。如八十一师在胶东几次的清乡，奸淫、掳掠、屠杀、逮捕，无所不为，彻底执行其帝国主义走狗的任务，更是胶东谁都看见的实例。

在帝国主义及其清道夫国民党联合压榨之下的中国民族工业，像秋后的黄叶，摇落飘零，工厂出卖的出卖（如上海申新七厂，天津的北洋、裕口等纱厂俱卖与日本），停工的停工（如天津六大纱厂，除卖给日本者，有二处停工；上海申新二五厂、上海丝厂等六十余家，开工者只有十余家，有时只三家开工），减工的减工（在中国的各处工厂，因出品销路困难，大都减工）。因之造成巨量的产业工人失业，饥寒交迫地流离于街头街尾，饿死及自杀者，一日数见不鲜。在农民方面，因帝国主义的廉价商品象水银泻地般流入中国内地，破坏了农民手工业，压低了中国农产品的价格；有时更直接地占我土地，破坏了农民手工业，压低了中国农产品的价格；有时更直接地占我土地，驱逐中国农民；加之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商业资本、高利贷、地方豪绅公开掠夺及种种剥削，使农村的经济破产急剧地加深与扩大，驱逐了无数的农民离开了农村，造成了残酷饥饿的巨流。如川北饥民，竟烧骨煮尸，以养活其生命；皖南、豫南的饥民抢食树根与观音粉；陕西灾民换子而食；至于连年来国民党（刮民党）造成的水旱灾（水旱灾可以用人力来挽除），更造成数千百万卖儿卖女、无家可归、无衣无食的饥饿大众。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与严重，民族工业的衰落与凋零，农村经济破产的扩大与迅速，种种形势的开展，中国革命的浪潮，也就更疯狂般地猛烈与怒涨了。如工农红军红二、红六方面军的南征云南、贵州，踏毁了法国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川西红四方面军猛大的发展，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陕西的中央红军及红二五、红二六的英勇战斗，粉碎了国民党的百万武装精锐；中央红军的一部分渡黄河进山西的抗日，吓得日本帝国主义悚然发抖；还有河北省红二九军的崛起，豫皖鄂及闽赣浙边区的红军的活跃，处处都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获得不少胜利，创造了许多新的苏区，博得千万群众热烈的拥护。此外，如反帝国主义的大同盟的日益扩大，反法西斯的运动日益加强，民族武装自卫运动日益猛涨，各都市工人罢工斗争（如上海、香港工人罢工），各处农民的抗租、抗粮、吃大户、抗日、反国民党的斗争（如上海妇女数千人在租界游行示威，虽遭租界巡捕汽车冲而不惧），以及文化界各种抗日反帝的组织（如电影救国会、作者救国会、戏剧救国会），各处学生的救亡运动，更不惧任何牺牲地变本加厉。一切的一切，像天空巨星爆炸似的震撼了全世界，影响了全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燃起热烈地反抗宗主国、争取独立自由的烽火。这都证明了中国唯一的革命党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国主义反土豪的革命运动，随着客观的形势是迅速地一天一天走上新的更高的阶段。

我们胶东的党，虽然拥有胶东庞大的区域，栽植了谁也不能磨灭的根基，也曾发动过一次轰轰烈烈的游击战斗，但主观的力量，各方面考察起来还是远远地落在客观形势之后，原因是由于我们胶东党的本身上有不少的缺点。我们现在为中国的伟大前途计，不得不详细地作一番自我的检讨，指出目前我们重要的任务，以便了解目前必须怎样前进，并向何处前进。

过去的缺点

一、党员行动的浪漫。有许多同志犯以下的毛病：

1．自由行动。有些同志，党命令他去某处或做某项工作，他可以愿去愿不去，愿做愿不做，更有连例会都懒得去出席，甚至阳奉阴违或故意怠工，收不到预定的计划效果；或者党有时没令他去做某工作，他竟擅自去做了，有时党没令他离开职守，他竟因个人的兴趣，不经党的许可，擅自离开了他的职守。

2．不接受批评。有一部分同志做错了，不但不接受同志的劝告，连党的批评也竟拒绝。有些表面上接受了批评，而工作起来仍是“我行我素”，甚至有因受了批评而羞恼成怒怀恨的。

3．不正确的批评。这和不接受批评一样的错误。要批评做了错误的同志，就要了解他的政治水平的高低，错误的大小与轻重。有一部分同志只看见人家的错，就一概认为他完全错了，没有看见自己的错，看见别人有一部分错，就肆意地攻击。有些同志批评人时就怒目瞪眼，甚至于打骂，态度野蛮。这样最易惹起受批评人的反感，尤其是政治水平低的同志，他会和批评的人一样不客气地对抗起来，这样最易使同志感情破裂，以致吹毛求疵，永远纠缠不清。另有一些同志不是批评而是讥笑，这尤其错误，须知讥笑是对同志的一种侮辱。

4．泄露党的情形。有些同志一点不理解党的事情是不能对非党同志告诉的纪律的，党的事情不但不能对大众讲，就是父母妻子兄弟姊妹（如不是同志）也不能告诉的，但也偏要讲出来。

5．把持党务。有些同志把他的工作范围看成自己的私产，犯了错误，如党撤销了他的工作，他竟拒绝把他的工作交出，甚至唆使落后的分子和接替的同志捣乱。这与封建式的割据和军阀的割据有什么区别？不过一是军阀，一是党阀而已。

6．其他不正确的行为，如嫖、赌、吃毒品、沉醉于恋爱或戏院等。以上种种情形，最易使党弄成支离破碎或暮气沉沉，部分地麻痹起来，须知这是根本要不得的。

二、滥收党员。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必须具有对党坚决的信仰与拥护斗争的决心，积极执行党务，吃苦耐劳等条件，然而我们党的同志中竟有些是：

   1．挂名的布尔什维克。我们看到许多同志什么事也不做，连最低的小组也不知是什么。若问他为什么加入本党，他说：“俺××叫我干的。”

2．一些投机主义者。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儿子，或地主、富农、商人出身的实利主义者，希望马上成功做起官来，我们听到不少同志犯这样的错误。

3．一些流氓主义者。这大都是一些不事生产的游闲浪人，借着革命的名义实行其敲诈恫吓人的勾当，再不然专门和女同志吊膀子。据报告，有一个同志竟把持一部分妇女工作，弄得乱七八糟，这是多么可耻的情形啊！

4．领袖主义者。这大半是些知识分子，一进党来就想当领袖，当不上领袖，就怨言百出，骂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好，甚至反对党，造党的谣言，欺骗落后的同志，毫不知领袖是从大众中生产出，领袖领导大众，而大众反指导领袖的。

这以上种种不正确的分子，不但不能给党多少利益，给革命多少帮助，反足以破坏党的名誉，散漫了党的组织，腐化了党的行动。这些不良分子的来源不外：

（1）党对进党分子的审查不严格，忽略这些分子的阶级意识及其思想行动，以为对我们有几句同情的话，就可以把他拉进来，认为是我们的同志。

（2）手工业式的发展。吸收党员时，只看中自己周围的人，于是把自己的弟兄亲戚朋友拉进来，这些人有许多是扭不过你面子而加入，有许多是别人加入，他也盲目加入的，有许多是根本不认识党，只和你感情要好而加入的。我们不是主张自己周围的人不会革命，只是这样吸收党员，最易发生上述不良现象。

（3）党员不是由斗争中的群众中提拔出来的。要明白，只有在群众的组织、群众的斗争中，才能看出谁是积极的富于斗争的觉悟分子；只有从群众中，才能提选出真正的革命党员。这是每一个同志必须清楚地去了解的。

三、忽略了秘密工作的技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拼命地向我们进攻之下，在白区我们党的工作是在地下的。在这极端尖锐化的时际，若没有建设秘密工作的技能，我们党的组织便容易遭到敌人的破坏，或一部分工作麻痹起来。谁不注意秘密工作的技术，遭了敌人破坏，谁便无形中变成反革命的助手。在过去，本会一再提出秘密工作的指示，可是仍有许多同志对于秘密工作技术不甚注意。往往党的某一件事，才有计划，尚未作出，就把这事喧嚷出来。有些同志把自己的工作告诉不应知道的同志（我们不是不相信同志，只是谁敢担保在敌监视之下，他没有被捕的危险）或自己要好的朋友、亲戚，须知敌人往往在我们的朋友亲戚处探出我们的消息，给我们无情的破坏。有些同志不知怎样来掩护党的机关，及对付警察探狗的盘问和盯梢。这种情形是我们胶东的同志最常犯的错误。另有一部分同志因为不了解秘密工作的技术，把敌人估计得太重，吓得自己什么也不敢做了，停止他的工作，或者吓得把党的文件及书籍投入火中付之一炬。

上述的情形，是有一部分同志把敌人估计太轻，有些同志把敌人估计得太重，毫不知怎样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

四、党员活动能力的低弱。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有没有活动的能力，是在于他知不知道怎样去活动，向什么方向去活动。同时一个革命党有没有活动的能力，能不能履行他的伟大的任务，完成他的历史使命，是全在于每一个党的细胞是不是积极的、健全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组织，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党的行动不是单靠少数的领导者及几个主要的干部，而是依靠全体党员的总动员。胶东的过去，发生以下的错误现象：

1．只见几个领导者及几个干部的活动，不见全体党员总动员（有些党员很努力，但占少数）。有好多下级的同志，象一个破旧钟上的呆滞轮子，有人去拨一拨，他就动一动，没有拨，就不动，造成下级同志依赖上级同志的懒怠习惯。同时，也使上级同志无形中落一个“包办”罪名。这不但使党不能发展，且易使党变成少数人的私有品。

2．有许多同志不知怎样开展工作。见到不少的同志，眼看许多工作是很容易做的，他倒开展不动，以致停顿起来，要问起他们来，会得到胶东农民的“封建性”“保守性”太重，“工作太难”的回答。这都是由于党政治文化教育太差，未能使每个同志充分了解怎样去工作，向什么方向去工作。

五、党的活动脱离了群众。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发动伟大的群众斗争，以期达到大规模的暴动，助成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一个革命的党没有广大的群众，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在胶东只看见党的组织，看不见群众的组织，只看见党的活动，看不见群众的活动。虽然有几个地方有妇女会、贫农会的组织，但这些贫弱的寥若晨星的组织，是负不起伟大的革命的任务的。在党脱离群众方面发生以下的现象：

1．党包办了一切。无论什么斗争都由党来包办，没有群众来参加，这不但使斗争的力量大为削弱，且容易使党的组织太露骨，处处受到严重的白色障碍或破坏。

2．使群众养成依赖党的不良习惯。我们听到不少的群众说：“你们（指党）干吧！我很同情”，或“革命是会成功的，我们老百姓等待着吧”，这些无疑的会减弱群众斗争的情绪。党绝不是使群众只表示同情就满足，一定要设法使群众参加斗争，才算是我们的党尽了前卫的责任。

3．群众被少数豪绅利用去了。群众落后，是因为党没有魄力来组织群众、领导群众，以致这徘徊苦闷的群众，被少数豪绅欺骗了去，加入“红枪会”“大刀会”等封建组织。如莱阳、海阳等县的红枪会，把持数千百的群众，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六、党对于游击运动的错误认识。创造英勇卓越的游击队，发动负有重要任务的游击运动，是本党重要任务之一（不是唯一的任务，不是只要游击运动一发动，什么全不要了）。去年的“一一·四”游击运动的失败，固然武器上指挥上占着部分的原因，但主要的错误是发动游击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对于党没有明确的认识，对于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缺乏研究，对于政治的常识盲目无知。现指出他主要缺点：

1．撤销了地方上整个的党务。“一一·四”游击战争的运动，参加了全体党员，取消了地方的党务。有人反对这个意见，竟加以“动摇”的罪名。为游击而取消了党，实谬误得刺目，革命史页上仅有的奇闻，这等于取消了树根，反希望树梢的繁荣，充分表示着崇拜军事万能主义。

2．不解游击运动的基本原理。有许多同志认为“一一·四”的发动是暴动，这是错误的观察。现在说的暴动是不能再踏“立三路线”的错误的故辙的。暴动要依据三个条件：（1）庞大的先进阶段。（2）阶级的力量超过敌人。（3）中间分子动摇到革命方面。

胶东显然是没达到这样的条件。要说“一一·四”是游击运动，不错，旗子上是写游击。但一考察起来，很不合胶东发动游击战争条件，胶东群众工作太少，未有使群众发展斗争的情绪。既如此，则我们游击运动的组织，就应根据以下的条件：（1）灵活与迅速。组织不能庞大而复杂，而使调动不灵，组织的人数应每小队五人到十人。（2）使两个游击队宜于分散或集合行动，而每个最小单位，要能单独作战，每个战斗员要有以下条件：①勇敢。②机警灵活。③吃苦耐劳。④行动迅速。⑤对党忠实，了解游击队的任务等。

游击队是在群众掩护之下才能生存的。“一一·四”游击队的组织，名义上也是分队中队等的组织，但有几队乱在一块，不可开交，队长没举出，小队没分好，谁也不听指挥（事实上谁也指挥不力），一点纪律没有。如没收的枪争着来拿，乱放枪消耗子弹，交保管处的固然不少，不交的也非常多（如没收盐务大洋七十多元，被某同志填入私囊）。此外，女子小孩老年人都有（我们不反对女子小孩老人可以打仗，但“一一·四”的女子老人小孩多是不能担当游击运动的），这样组织乱散，目标庞大，只可使落后的群众惊讶，不能具有克敌机能。所以有几队没有叫敌人真正击散，而是没计划地退走，自己跑散的。指挥部也无军事常识，营地毫无警戒，以致敌人到了指挥部门口还没有人知道。这无怪遭遇了可悲的惨败，把许多忠实的同志、优秀的同志送到敌人牢狱中和断头台上去了。

七、游击运动脱离群众。游击不但要靠群众来掩护其生活与存在，尤其要到处组织群众斗争，助成地方暴动，才能推翻白色的统治。而“一一·四”的游击运动对这一事就只有很少的注意。据报告，有几队到一村庄，并没有打土豪，分粮食，焚毁契约债单等事（有做的，但很少），也没组织各种群众组织，甚至有些分子对劳苦大众不但态度不和蔼，还有骂不绝口者。这无疑拒绝群众，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八、游击队忽略了党的政治领导。游击队如果得不到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是不会获得决定的胜利的。游击队虽然是小规模的武力团体，但是它是有独立行动的技能的，在政治上是负有独立任务的。唯其如此，党在游击队中的政治领导是必须加强，不能私毫分离和忽略的。“一一·四”的游击运动，有一个队的政委，他自己竟不知政委负的什么责任，据报告，其队中并没有成立党的支部、小组，到村庄很少召集民众开会、张贴标语（写在墙上）和传单。党的政治路线不能在游击队中执行，以致加强了军事万能主义的崇拜者的错误。

亲爱的同志们，革命工作伟大无比，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在这艰难曲折的道路上，谁也难保革命的党员不会犯上部分的错误，做了部分不正确的工作。但我们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说过：“一个良好的政治家，重要的不是知道错误，而是知道怎样去改正错误”。亲爱的同志们，过去的错误，让他过去吧！今后，我们要紧紧地坚决执行以下的任务：

甲、严密党的组织。列宁在沙皇统治之下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时候，时常发出严重的指示：“战胜沙皇的专制，所必要的第一是组织，第二还是组织。”党若没有坚强的组织，群众的发展与领导就只是空谈。而组织的基础：

   1．建立秘密工作的技术。现在的胶东，已不是“一一·四”以前的情形了，白色的统治者在胶东庞大的势力，拼命地向我们进攻，胶东的斗争已经走到极尖锐的时期，完全是一个新的阶段。在胶东“一一·四”以前，不过是有统治阶级的警察和探狗，农村中一般富农、小地主、土豪劣绅（尚有不少对我们同情者）尚不十分注意我们党，尚没出现许多无耻的叛徒。经过“一一·四”的斗争，不但惹起国民党法西斯的更深切注意，即日本帝国主义也着了忙（日本帝国主义对韩复榘说“你若不能肃清山东赤色势力，我要直接干涉”），而一般小地主、富农及豪绅也彻底分化，看清楚无产阶级革命对他是不利的，许多动摇的同志也毫无廉耻地叛变了。我们再不把旧时秘密工作的技术加以批评的提高，或者象以前不注意工作秘密的技术，那我们就不能适应于新的环境（如××就是明鉴）。有些同志以为太秘密了就不能开展工作，这是十分的机会主义。同时，我们既不能把敌人估计太轻，犯了左倾的幼稚，也不能把敌人估计太重，犯了右倾的错误。同时要公开地工作，以弥补秘密工作的不足，以秘密工作策动公开工作（关于秘密工作的技术，将另作详细指示）。

2．慎重吸收党员。党员不在其多，只在其精。但不是说不希望党员的增加，党的扩大而是要十分慎重，不能再象过去那种“拉夫式”，什么乱杂的分子都拉进来。只求量的发展，妨碍党的行动，腐化党的工作，破坏党的组织。试拿文登过去党员的数目，何止数千，而今连百数也难找到，真能负起党的任务的党员，连数十恐怕也难找到。所以此后要：（1）不可把群众与党员混合起来。对我们表同情或能做部分对革命有利益的事情的，我们只能把他看作赤色群众，绝不能认为是我们的党员。（2）要注意新进党员的阶级性。如果是一个无产阶级工人或农民（详细地说这二者也不能同样看待），只要他表现很坚决，革命需要的要求很大，对于主义彻底拥护和信仰，只要有短期的考查，我们要特别优待，把他请进党来。如不是工人和农民，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商人、知识分子及其自由职业者，我们一定十分严格，经过相当长期的考察，确实很健全时才能准他们入党。（3）新进党员一定要经两个以上正式党员的介绍，经上级审查合格才能认为是我们的同志。上级不太相信介绍人的话，要设法亲自考察，才可无误。（4）要提选群众中斗争的积极分子入党，手工业式的发展是错误的。一个分子有没有觉悟性，是否坚决拥护革命、信仰革命，在平时是不容易认识很清楚的，只有在群众多次斗争中才能看出来。提选出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加入本党，是最好的方法。这样可以把盲目的流氓、投机、领袖欲的不良分子，远远地摈出于党门之外。

3．维持党的纪律。有了秘密工作的技术与健全的党员，还不能使秘密工作坚强起来，维持党的纪律就成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每个党员要了解，只有“党的自由”，没有“个人的自由”。一个先进阶级的分子决不能和一般群众相同，他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前提。对于维持党的纪律应规定几条原则的办法：（1）行动浪漫者应受严格的批评；如有因行动浪漫妨害党的工作者，应将其工作立即停止，留党察看。（2）泄露党的秘密者，如出于无意应严加警告，停止其某项工作；如故意泄露，使党部分遭受危险者，一经查出，应即开除。（3）不注意秘密工作，一意蛮肆，不接受批评者，应停止其工作，留党察看。（4）在党内故意发表反党言论，应立即开除；阴谋破坏党及危害同志者，一经发觉当施以最严之裁判。（5）故意怠工或发生动摇之现象者，应更调或停止其工作。

乙、加强提高党的文化政治水准。党员们活动能力的薄弱，其主要原因是党员政治文化教育水准太低。除本会以后决定要按期出版一种刊物，以供各级同志阅读和研究外，各级党部应切实注意以下各事：

   1．紧张各部的工作。下级党部如接到上级的指示和文件，应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如有不明白之点可提上级质问，如有不足的地方，可以补充。讨论后，把它去执行，以企达到具体化的实现。然后再把执行的各种结果、困难及其他现象，往上级详细地报告，加以研究分析，予以正确批评、解释、指导。同时要常常巡视或催促下级工作。各级的联系（由小组到特委会），不要象过去那样松懈。要层层地密切，保持组织的完整，才能使我们的党坚强而有力。

2．党员要尽可能地多读本党的书籍报纸，及公开的书籍报纸（如环境不允许当作别论）。许多报纸固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我们仍可在上面寻出许多军事政治及经济社会种种的新闻材料。至于公开的书籍，如社会科学、经济学、辩证法等类的书，很可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平。

3．不识字的同志要尽可能地设法识字。列宁说过：“一个不识字的人是很难成一个良好的政治家”。认识字的同志要设法教不识字的同志识字（最好用拉丁化文字），还把党的指示解释给不识字的同志听，以便增加他的政治知识，鼓励他的斗争情绪。

4．各级小组除例会及工作外，应在尽可能的情形之下召集讨论会，研究各种问题、工作的方法及一切于党有利的事件。如对于一个问题相持不下无法解决，可提上级去请求解决，如上级仍不能解决，可再往上级提出。

5．提高每个党员政治文化的教育水平，才能使每个党员了解党的理论。“因为理论帮助实践，不但使我们理解阶级现在必须怎样前进，并向何处前进，而且使我们理解，最近的将来，必须怎样前进，并向何处前进。”（斯大林同志语）

丙、加紧开展组织斗争的运动。群众工作是胶东党的工作最低弱的一环。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及党忽略群众工作所发生的不良现象，前面已经确切地提出，但怎样去开展群众工作，是一个很有兴味的问题。组织群众的前提：（1）是要彻底了解群众的阶级性、地位及各时所受痛苦的不同性。（2）是要把党隐蔽在庞大群众的核心里，不可露骨出来。现在个别地来研究各种工作的纲领：

1．工厂中。工人所受的压迫，是资本家的利润制度。所以对工人，首先要揭破资本家用什么方法来剥削他们，如“剩余价值”是怎样构成的，资本家任意减工，任意延长时间，“有形”的减低工资，“无形”的减低工资，资本家任意关厂，工头打骂及任意开除工人，以组织他们怎样同盟罢工及同盟怠工的各种斗争，以争取增加工资，实行“三八”制的胜利。其次要揭破国民党用“劳资”调和共同挽回民族工业的危机，无耻欺骗、武装打杀工人，和资本家的勾当及帝国主义侵略与工人的关系。由经济斗争转向经济与政治交流的斗争。并告诉工人苏联及苏区工人生活的优裕，可用文字、口头、画报宣传的手段使他们相信苏维埃及工农红军，组织他们抗日反帝会、苏区之友会、反法西斯等组织，以至达到赤色工会。

2．农村中。有许多同志认为，农民思想的封建性、保守性特别浓厚，因之开展群众工作很困难，尤可笑的是说胶东的民众工作很困难。这只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说法。固然农民的保守性、封建性特别浓厚，但农民所受的痛苦，是一天加紧一天，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绅的公开掠夺及种种剥削，已经达到不可忍耐的地步了。如河北兴城太平寨、钜鹿、大名等处反日伪组织的蜂起；苏州的闹租风潮，农民竟焚毁了催甲的住宅，摧毁了公安局，千余妇女包围区公所，求借贷购种，及处处抢粮吃大户；冀南农民经常的武装与税警冲突；河南、陕西、安徽等处的农民暴动；近如胶东3月农民纷起，反抗修筑青威汽车路；最近文登西乡的抢粮食，到处农民对于地主豪绅的恶骂怨言，对于八十一师下乡的屠杀愤恨，处处都迸出农民反抗激昂的火花。可以证明，农民在这水深火热之下，已不能再做太平的迷梦。只有我们胶东的党有时离开了群众，有时落在群众之后，有时对群众斗争领导不够。同志们！以后要时时刻刻注意农民随时随地所受的压迫，紧紧地把握着农民的情绪，不要失掉了机会，用灵活的各种方法把农民组织起来。如若苛捐来到就可抗捐（前几日的房捐最使农民愤怒，我们的党并没有发起抗捐组织），如农民被债台高压就组织“反债团”，粮食被商业资本家垄断提高粮价，就可组织抢粮斗争，其他如“贫农会”“雇农会”等。在宣传方面要尽量攻破农民的旧道德性（有些农民说俺饿死也不能抢人家的东西），使农民彻底了解农民之穷，并不“由天”“由命”，而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剥削。并告诉他们苏联及苏区的农民状况，鼓励他们的奋斗精神。

3．士兵工作。在现阶段斗争极猛烈的时候，是应该把士兵工作和工农工作一样提高到尽可能的高度。士兵工作有几个应注意之点：（1）要尽量揭破国民党对士兵的欺骗，如不发饷说是国家经济困难太大，大众应该忍耐，及“攘外必须安内”的帝国主义走狗任务，“爱国及拥护领袖”等等无耻的宣传。（2）士兵工作不可走上级官运（特殊情况不在内），要深切注意下级的兵运。许多经验告诉我们：上级长官是靠不住的，有些他们口号上说的很好，但一遇斗争时，往往立刻反复了。下级的士兵是受政治经济的非人压迫者，所以才是我们主要的对象。（3）不可随意叫士兵哗变。设白军一师中有我们一连，工作哗变出来对我们帮助小，对敌人反而有利，因为不哗变可尽量在敌军中赤化其它的士气，削弱他的战斗力，尤其在后方的白军更应注意这点。在前线和我们红军作战时，这一连赤色士兵要秘密袭击敌人，可使敌军一师都遭溃散逃败。但如有敌人中自动哗变出来的士兵，我们要设法去招抚。

4．妇女工作。占半数的妇女要不参加革命，革命的成功是要增加极多的困难。中国妇女是受着两重压迫，一是封建的旧礼教，一是工银制度。在组织妇女斗争时，要注意各地妇女受痛苦的不同性。农村中的妇女，他们的痛苦主要的是旧礼教，如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教育不平等，没有财产继承权，离婚的不自由，寡妇不能再嫁，及丈夫姑翁等无理打骂。设若开口教农村妇女革命，必不能得到他们的兴趣，一定要给他们组织妇女会，先向旧礼教斗争，然后再告诉他们仅仅妇女斗争，不同庞大的革命阵线联合起来，是不能得到决定的胜利的。如都市的一般妇女，在旧礼教方面已获得解放，可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国民党法西斯，不是跟他们的主子希特勒、墨索里尼高叫，甚至勒逼妇女离开工厂，回到厨房中去，实行什么“良妻贤母”主义，作男子的唯一奴仆及泄欲器吗？有许多同志认为妇女工作难开展，或懒得去开展（看见有些同志家的妇女很愿斗争，但该同志很不注意），或犯了不正确的倾向，把自己的妻看作私有品（不喜自己的妻去参加），或认为妇女没有能力革命（不见“一一·四”运动有很多妇女愿跟游击队走吗？）。妇女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环，同志们努力吧，不可把这一环摈除于革命长链之外，或松了这一环。

5．学生、文化界及其他。在帝国主义国民党法西斯的高压中，有不少分子很能执行反帝反国民党的任务，如“五四”“五卅”的反帝运动，最近反日反国民党的学潮，更使他们进一步提出停止进攻红军及释放全国政治犯的口号。过去有些同志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是不能革命的，这些估计显然很不正确；有些同志认为他们可以完全作干部！这种估计也太过分。这些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中有不少的真正战士，我们固然不否认，但大半他们的阶级性苦了他们，容易使他们动摇。我们要造成抗日反蒋的联合阵线，我们是很迫切地需要他们。在他们中间组织救国会反帝大同盟，反法西斯及民族武装自卫等，以企图统一阵线的造成。不过我们要抓着这统一阵线的领导确是需要的。

关于开展群众的工作，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我们有不少同志不知道利用旧的形式，以发展新的内容，不知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巧妙地联系起来。如在工厂中，反对参加黄色工会，表示着激烈的革命性，其实这正是不知道怎样在里面组织反对派，用敌人的手来打敌人自己的耳朵，以公开工作来弥补秘密的不足，夺取或分离敌人群众到自己里面来。在农村中可组织农民识字班，在妇女中组织姊妹会，在士兵中组织兄弟团，在学生中组织体育研究会、英文研究会等（并不是永远利用旧形式，到内容发展到相当程度时，旧形式自然就崩溃了）。如不这样利用旧形式，开始就抬出党的名义，不但使群众畏缩不前，且容易使敌人注意，名义固然好听，但于事无济，只落了空喊，犯了左倾的幼稚，对于革命是不会有多少利益的。

丁、准备建立正规的游击战斗运动。“一一·四”游击战争失败之后，有不少同志竟胡乱批评“一一·四”游击战不应该发动。“一一·四”游击战失败是事实，但失败有它的原因，并不能因为失败就没有发动游击战的可能。游击战虽需要改革来掩护，但群众的发展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只要在斗争极端尖锐时，游击战争的发动，就为必要的了。“一一·四”以来的胶东情形更为恶化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血手，深入到胶东（如韩复榘准许日本在胶东租借土地，种植棉花，高丽浪人的强占民房，殴打农民），国民党的苛捐更为加重（如房捐全省统计年得二万万元），军阀的屠杀更为加紧（如八十一师几次清乡，奸淫屠杀无所不为），商业资本、高利贷、土豪劣绅的剥削日益加重，农民的饥荒日益加深，我们的党遭受空前未有的压迫。

同志们，胶东已到活跃满地的世界了。我们只有反抗，只有斗争。努力的斗争是我们的出路。“一一·四”游击运动的缺点在前面已经检讨了，我们一定不要踏错误的故辙，尽可能地发展新的便利的条件。我们要作充实的准备，以期达到建立卓越无比的游击战。一旦坚强游击战争发动，各地党部应该怎样来援助游击运动？本会特划出几个主要条件：

   1．各地党部应加紧组织群众，掩护游击队的生活和存在。也唯有在群众帮助之下，游击队才能履行党的任务。群众要尽可能地侦探白军的行动状况，封锁白军的给养，封锁白军的耳目。

2．各地党部要和游击队保持联系。游击队到了没有党的地方组织了党部，可由地方党部去接收。同时各地党部要与游击队互相帮助，解决地方事件。

3．各地党部应组织群众慰劳队、妇女慰劳队，派代表慰问劳苦勇敢的游击队员或用欢迎会，以鼓励游击队员战斗的精神。

4．游击队如需要补充队员时，各地党部应选择群众中最积极忠实的灵敏坚决的分子送入游击队。

在理论上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因为去年的游击运动的领导者犯了军事万能主义的错误，他的失败是可以预定的。这种失败，不仅影响到全部军事崩溃，被捕了牺牲了不少的男女优秀同志，更影响到党，使党的组织也跟着动摇了。除了一部分无廉耻的分子向国民党自首，作了无灵魂的叛徒外，还发生以下各种现象：

1．消极的右倾。有一部分同志，因为去年“一一·四”的失败，便感到大大的失望，觉得完了，一切都完了，对于党不大发生兴趣，对于革命起了怀疑。这些右倾的分子，根本不能了解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的工作是艰难的，革命的斗争是历史上最残酷的斗争；不能理解经一次失败，只能使我们得到许多宝贵的教训，不能使我们黯然灰心。我们要对这些右倾的错误，毫不怜惜地给予严苛的批评，无情的打击。

2．空喊的“左倾”。有一部分同志，不去研究失败的原因，反而认为仅添了枪支，便利莫大焉，不知道整理自己阶级的力量，不顾党的组织，仍大声空喊“干干干”，以其“左倾”漂亮的言词掩盖其右倾真面目。“左翼是右翼的影子，右翼是左翼的本质”，我们对这种空喊的“左倾”，也要予以彻底的打击。但要了解对这“左翼”和“右翼”的斗争中，右翼的错误是比“左翼”更有害的。

3．枪杆主义。有一部分同志对于“一一·四”的失败认为是武器的不足，埋怨“没买到子弹，没买到枪，没有什么也不行”，好像那几支枪那几百粒子弹要买到了，便不致失败似的。这种盲目崇拜武器万能主义者，一方面不了解革命战斗的枪应从战斗中得来（我们何处来钱买枪），是一些根本不了解我们中央的红军，何以能粉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以少数武器何以能克服国民党五百架飞机一百多万精锐武装的道理的，必也不了解东北的“人民革命军”何以能以劣陋的武装，常年抗击日帝国主义于黑水白山之间。武器不过是战争中的条件之一，重视武器，忽略党的领导、本身的组织、群众的力量、战略的应用，这不过是右倾的机会主义的另一面。

4．轻视群众。在“一一·四”斗争中，因为预先群众的组织工作差，以致使一部分落后的群众不仅给我们游击队没有一些的帮助，不仅不敢接受我们分给他们的粮食和衣服，而竟不少地方的群众都吓跑了。于是有一部分同志便骂群众不革命，没有用，甚至主张不要群众。这种幼稚的论调，到处都听到不少。这种轻视群众的倾向，亦不过是“左翼”空喊的另一面。此外还有什么胶东地理条件不够发展游击战的“除外论”，是更经不起正确的批评。

亲爱的同志们！如果我们不以马克思、伊里奇的理论作基础，毫不客气地同这些不正确的倾向去斗争，就不能战胜阶级的敌人，如我们松懈了我们理论的警告，就无疑把我们的武器交与阶级的敌人。

亲爱的同志们！中国各地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客观的条件固然我们不能抹煞，但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各地同志努力不一致。现在我们不要空空渴慕世界幸福圣地——苏区，也不要呆呆地敬仰各处代表工农士兵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及工农红军伟大的胜利，只有不怀疑不畏缩，坚决地勇敢地夺取高利贷地主豪绅的政权，才能完成中国的革命！

这不过是一封简单的信，不能节节提到，遗漏之处当所不免。希望各级同志本此原则加以检讨、阅读、补充、引申，以加强党的力量，扩展革命的工作。谨致

布尔什维克敬礼

                                 胶东特委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15>理琪，原名游建铎，河南省太康县游建庄村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1936年4月任中共胶东临时特委书记，12月被捕。1937年11月出狱后任胶东特委书记，成功领导了天福山起义和威海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胶东军政委员会，分别任司令员和主席。1938年2月，率“三军”一大队攻克牟平县城，活捉伪县长以下人员百余名。后在雷神庙战斗中身负重伤牺牲，年仅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