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牟海县参议会成立

就全国而言，成立参议会是从 1940年3月开始的。当时，抗战正处于关键时期，“根据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及中央实行宪政与施行地方自治之意旨”，“实行全民参政、全民抗战”，中共中央提出在抗日根据地的县区乡成立参议会。各级参议会成员按“三三制”要求民主选举产生。乡参议会选举区参议会，区参议会选举县参议会。1941年1月16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县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县级参议会议员名额为81至121人；区参议会议员名额61至81人；乡参议会议员名额31至51人。各级参议会由参议员选出主席团主持会务。各级参议会职权除县参议会为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斟酌当地情形，制定县单行法规外，其职权如下：一、选举各该级政府长官及委员与司法行政人员；二、决议各该级政府施政方针；三、监察及弹劾各该级政府及其以下之政务军警人员；四、决议人民生活之设施；五、调解及公判一切政治纠纷；六、审核及通过地方之财政收支事项；七、决议行政机关及民众团体提交审议事项；八、督促及监察各该级政府执行参议会决议之事项；九、议决地方一切应兴应革及一切救亡事项。还规定，“各级参议会对于政府行政设施有不同意或不满事项，得向政府提出质问，但不得直接干涉及阻挠”。

1941年3月7日,中共牟海县委在徐家村村召开牟海县第一次参议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由解放区各抗日团体民主推选，其中有共产党员代表、各抗日群众团体代表、地方知名人士代表，计121名。牟海县委书记孔广弘作关于成立牟海县参议会和牟海行政公署的报告。8日，与会代表选举产生牟海县参议会，孙传祝为参议会参议长，杨小斑为副参议长。会议一致同意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牟海行政公署(简称牟海行署)。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区、乡政权组织广泛吸收非党进步人士参加，建立了“三三制”政权，为了充分发挥人民的参政作用，各区乡均建立了由中共党员代表、非党进步人士、中间民主人士组成的参议小组，各行政村设立了公民主席（一般由村长兼任）。

　　1942年6月23日，孙传祝遭国民党投降派杀害。1943年8月，牟海县第二次参议员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参议员由村、区层层民主推选产生。此次会议选举杨小斑、刘问世、于怡同、孙加诺、于寿堂为驻会委员，杨小斑为参议长，于怡同、刘问世任副参议长；选举宫明山、岳志远、宫景山、林云山、张科舵、于东坤为牟海行署行政委员会委员，刘文光、高锐为候补委员，宫明山为行政委员会主任；选举邢光、刘炳臣、孙振堂、于东坤、高树遵为行署监察委员会委员，邢光为主任委员。

1945年1月，牟海县参议会改称乳山县参议会。8月14日,召开第三次参议员会议(驻会委员会扩大会议)，研究做好减租减息复查工作的措施；讨论并通过进一步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的方案。

1945年7月，山东省政府在发布的“五一训令”中指出：“从夏季起，开展全省性的民主运动。在查减工作的基础上，在不妨碍生产运动与对敌斗争的前提下，配合各级群众团体的整理与改造，深入改造村政权，普遍建立和改选各级参议会与政府，健全民主制度，发扬民主，检查工作，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深入民主教育，进一步加强解放区民主政治的建设。”根据省政府的指示，乳山县委决定在查减的基础上，全县自上而下地开展大规模民主运动，民主选举县长和参议长，调整阶级关系，团结抗日，加强对敌斗争。

牟海（乳山）县参议会成立以来，充分发挥参政、议政和监督作用，各届参议员团结广大民众，积极参与人民政权的建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二、牟海行政公署成立

在1941年3月7日召开的第一次牟海县参议员会议上，推选滕民生为行署主任，通过了牟海行署成立宣言。牟海行署为县级行政机关，其下设机构先后有：秘书处、民政科、经济建设科、教育科、财政科、粮食科、司法处、武装科、公安局、战时邮务局、税务支局、工商管理局、北海银行牟海办事处。时牟海县共辖7个区52个乡678个村。战争年代，行署机关无固定办公地址，随时迁移。

牟海行署成立后，在中共牟海县委领导下，首先开展了民主建政工作，先后建立了7个区政府、48个乡政府，因当时午极、崖子、黄村、海阳所、腾甲庄等地尚分别被国民党投降派安廷庚、苗占魁、丁綍庭、秦毓堂部所盘踞，全县建村级政权组织仅225个。至1941年底，村级抗日民主政权组织达到483个。

牟海县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驻牟平日、伪军及境内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武装袭击我抗日民主政府。为保卫民主政权，牟海行署成立了县大队和武装科，各区成立了区中队，各村普遍建立了“抗日自卫团”和“基干团”，开展了锄奸反霸斗争，先后摧毁了反动组织“暗杀团”“新民会”“铁血团”，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政权。同时，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建立起粮食封锁线，严防粮食流入日、伪和国民党投降派据点。

1942年春，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精兵简政，撤销乡政权，建立行政村，全县由7区划为13区，并建立夏村镇。是年3月，日军向我解放区发动了万余人的春季大“扫荡”，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保卫抗日根据地，带领人民开展了反“扫荡”斗争，各级政府干部深入各村，组织做好群众的安全转移工作。面对国民党投降派向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牟海行署发布“扩军训令”，全县300名青壮年参军上前线，参加反“扫荡”和反顽斗争。为了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解放境内国民党投降派盘踞的海阳所、黄村、腾甲庄等据点，各级政府发动群众成立了担架队、救护队、运输队、民工队，星夜奔赴前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各村组织妇女成立了缝补、洗衣、护理、做饭小组，自觉为前线战士服务，终于使牟海全境获得解放。

是年7月，牟海行署发动群众，在全县开展了“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斗争，行署成立了减租减息工作队，以诸往、城荫、育黎、曲水等村为试点，以点带面，推动全县减租减息运动。全县地租普减2.5成，利息减半，对当年已多交的租粮进行了退租，至1943年统计，全县共退租粮18.54万斤。

建县初期，战争仍频，加上地方豪绅的盘剥，县内无地少地的农民缺衣断粮现象严重。抗日民主政府坚持以“生产自救、互助互济为主，辅之以政府必要的救济”的原则，做好社会救济工作。1942年至1945年间，抗日民主政府计发社会救济款43.7万元、粮食8.41万斤，救济少衣短粮户13807户。

牟海全境解放后，当时因战乱和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境内居民口粮不足，还肩负着八路军军粮供应任务。牟海行署面对这一情况，动员全县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开展了大生产运动。1944年，牟海行署在继续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的同时，在全县组织起1.12万个农业互助组，1266个纺织小组，112个手工业合作社。是年底统计，三年间全县共为八路军提供军粮3812万斤，织军布1830万尺，做军鞋2万多双，捐款10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为了扩大胶东的八路军队伍，全县各级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参军参战，1945年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全县共有3032名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各区中队、村抗日自卫团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配合公安机关破获了邵仁山、段晋亭、于香池等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仁山防区”，粉碎了一些不法地主的“暗杀”活动，保卫了红色新政权。

1945年1月26日，牟海县改名乳山县（以境内南部的大乳山命名），牟海行署改称乳山县政府，确定夏村为县政府驻地。县政府下设机构先后有：秘书处、民政科、教育科、公安局、司法科、工商管理局、经济建设科、战时邮务局、财粮科、财政科、北海银行乳山办事处、税务支局。全县辖14个区446个行政村。乳山县政府结合查租减租工作，组织群众粉碎了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恢复乳山经济。

在抗日战争中，乳山境内各级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党的建设和整风运动

1941年2月牟海县委成立后，利用农闲季节，采取短期训练和有针对性的整风训练形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内容主要是党的基础知识和国际国内形势。是年冬，根据上级指示，县、区机关开展整顿干部作风、反奸诉苦和纯洁组织的思想教育活动，进一步健全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员素质。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讲演，是全党开始整风的标志。8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和《反对宗派主义》的报告。6月8日，中宣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整风运动便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展开。

1942年上半年，牟海县抗日斗争正处在严重困难时期，因而全县党的整风运动没能按上级党委的要求和计划开展起来。随着抗日形势的好转，以及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到年底农闲季节到来时，整风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在整风运动中，还结合进行了党组织整顿。

从1931年牟海边区有了党员到1942年底，牟海县党员总数达到4006人。广大共产党员经过艰苦战争和严峻斗争的考验，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坚强性，但从党员队伍整体看，由于吸收了一些纪律较松散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其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带进共产党内。另外，由于党内“左倾”错误产生的思想影响还没有被彻底清除，中共牟海地方组织中同样存在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因此，搞好整风运动，反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巩固和建设好抗日根据地，提高党的战斗力，确保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一环。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整风运动的方法步骤是：组织党员认真学习规定的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深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思想和工作，在个人反省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出思想作风上的错误，分析产生错误的根源，提出改正错误的方法，引导党员自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整风以“冬学”的形式进行，从1942年冬天开始，利用农闲时间，每年划片举行5至7期训练班，每期10至15天，让全体党员普遍进行轮训，还选调区党员干部参加东海地委党校学习，通过举办“冬学”训练班及参加上级培训，让全体党员都能学好文件，联系实际检查思想，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整风运动真正成为自觉的思想教育运动和自我改造运动。1944年12月至1945年3月，全县又一次普遍进行党员整风训练，共组织31期，受训人数占党员总数的61%，主要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右倾情绪及个别政治问题。与此同时，中共牟海（乳山）县委还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改造支部工作的决定》《关于改造支部工作的补充指示》的文件精神和要求，派出工作组，结合整风学习，对基层党支部进行审查整顿。1944年11月，县委在河东村召开为期6天的各区委组、宣干部会议，重点研究整顿农村党支部工作，主要解决减租减息遗留问题和干部强迫命令及消极疲遢情绪，提高阶级觉悟和加强团结。通过整顿，进一步纯洁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中共牟海（乳山）县委在整风运动中，正确执行了上级党委的指示，使整风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整风运动，广大党员干部有力地克服了主观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了马列主义思想水平，逐渐树立起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宗派主义等错误，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清除了极个别坏人，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大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带领全县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拥军支前

抗日战争时期，牟海边区人民大力开展拥军支前工作。1938年3月，雷神庙战斗之后，牟海临时工委迎接胶东特委率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称“三军”）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崖子、大崮头、地口、凤凰崖一带休整，协助“三军”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成立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自卫团等群众组织。在崖子村，胶东特委召开大会，追悼雷神庙战斗中牺牲的理琪等烈士。同时，成立了“三军”军政学校（胶东抗大的前身）、胶东军工修械所。当地的汉奸、反动地主煽动少数人示威，妄图将“三军”撵走。崖子附近村庄数千名群众闻讯，自动组织起来，手持土枪、土炮等武器，高举拥护“三军”的旗帜，在崖子西河柳树林里召开“挽留三军抗战保家乡”誓师大会。会后，各村群众又把粮食、柴草、肉蛋、蔬菜等物品送到“三军”驻地，并纷纷报名参加“三军”，有力的支持了“三军”，打击了汉奸及反动地主的嚣张气焰。在“三军”西上蓬（莱）黄（县）掖（县）时,出现了群众自发涌到集合地点洒泪送行的动人场面。一年后，东海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们，就是以凤凰崖、地口一带为落脚点开展工作的。

抗战期间，境内民兵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先后参加了解放南黄、胡八庄、午极、崖子、海阳所、黄村、腾甲庄等战斗。1942年11月，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实行拉网合围式大“扫荡”，将数千名群众包围在马石山区。台上、草庵、田家、哨里等村民兵，多次穿过敌人包围圈，掩护群众突围。至年底，全县民兵配合八路军作战百余次，单独袭击敌人50余次，缴获各种枪支90余支、手榴弹60余枚，子弹千余发，俘敌百余人。

为做好“优抗”工作，按照县委、行署的指示，各村对抗日军、工、烈属（参加抗日的军人、工作人员及牺牲人员的家属）之土地实行助耕代耕优待，对优待照顾后生活仍有困难者，根据情况分别给予定期补助和临时补助，各村群团组织还把抗属的挑水、烧草、磨面等活计全部包了下来，全县形成“抗属光荣”的气氛。大部分村都制定了拥军公约，内容一般是：保证照顾好抗属，不给部队冷饭、冷水，交好公粮，担架运输不误事，动员参军不扯腿等。有的村群众还自发做出“为抗属苫房子、做零活、打农具、看病不要钱”的承诺。仅1943年，牟海行署对全县2795户抗属发放优待粮32.86万斤、款20万元。对抗日阵亡军人家属每年发给抚恤金500元（以猪肉等实物标准折价）。并发送慰问信，激发全社会抗日热情，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全县普遍开展了“劳军”运动，仅据1945年的一次“劳军”不完全统计，共慰问八路军部队北海币3.62万元，粮食、花生3272斤，猪羊肉5150斤，鸡羊123只，鸡蛋4285个，蔬菜5099斤，烧酒876斤，以及烟卷、点心、粉条、香皂、笔记本、牙刷、牙粉、茶杯、毛巾等物资若干。慰劳参军新战士北海币7.11万元，袜子209双，鞋140双，钢笔56支，笔记本216个，毛巾216条，以及牙粉、牙刷、香皂、铅笔、帽子、裤子、烟卷、茶杯等物品若干。井子村贫农冷琴连身无分文，他就上山打了几天草卖了20元钱全拿出来“劳军”，说“八路军在前线不怕牺牲打日本鬼子，我出点力是应该的。”浪暖村一个青年妇救会员把自己的新被子拿给参军的新战士盖，别人说“把出阁的被拿给别人盖不好”，她回答说：“八路军战士盖了比俺男人盖了更好。”

为支援抗战胜利，中共牟海县委、牟海行署积极动员适龄人员参军参战，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郎、姐妹送兄弟参军的动人场面，崮头村的一位李姓老人把养老女婿也送到部队。同时，动员群众坚持生产粮食、纺纱织布、缝军衣、做军鞋，源源不断地支援抗日前线。

还要提到的是，境内的老百姓对抗战时期的胶东育儿所所做的贡献。1941年冬，胶东医院育儿所成立，主要收养党、政、军干部子女及烈士遗孤。1942年4至5月，因形势逐渐恶化，该所由荣成县沟曹家村转移到境内东凤凰崖村。7月该所改为胶东育儿所，9月又迁至田家村。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所内儿童已由初时的2人增加到220人，所收养幼儿多安排到各村分散带养。那些至今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有着金子般可贵心灵的不脱产奶母，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孩子，用生命和鲜血保护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1946年2月，根据胶东行政主任公署指示，该所一部分幼儿随公署机关转移至莱阳境地，一部分幼儿依然分居在田家及附近各村。是年秋，国民党军队进攻山东，胶东西部形势日趋紧张，去莱阳部分幼儿又重新返回田家村。1948年，胶东全境解放，分散在各村的儿童集中居住，共收容儿童300余人，该所由田家村迁至离城区较近的腾甲庄村。1952年7月，胶东育儿所由乳山县人民政府接管。

调查资料：

抗战时期的胶东育儿所

谭波

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妇女干部队伍不断扩大。险恶的环境，使不少妇女干部生了孩子无法带养。为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保证革命后代的健康成长，1942年7月，胶东区党委决定在胶东医院育儿所（1941年冬建）的基础上筹建一处独立的胶东育儿所，育儿所曾先后设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荣成县和牟海县的一些村庄。

育儿所成立后，第一步工作就是选择不脱产的奶母。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带孩子不但要吃苦，而且要担风险。育儿所的工作人员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与周围村的党组织和妇救会联系，在不长的时间里，就选择了一批奶母，经体检合格后，开始奶养孩子。这些奶母，有的是即将给自己孩子断奶的妇女，有的是不幸死了吃奶孩子的妇女，还有正是哺乳期的妇女。在当时，为了隐蔽，孩子是随奶母分散在各村居住的，称奶母是“妈妈”。奶母与育儿所的联系，主要依靠育儿所的工作人员到各村直接与奶母联系。随着孩子的增多，到1944年，育儿所的管理工作分为总务、医务和巡视三个组。总务组负责生活供应。当时环境虽恶劣，但党组织和政府还每月按孩子年龄的大小发给细粮22斤、20斤、18斤，每年按春、冬两季把布和棉花发给奶母，为孩子做衣服。前方部队从敌人手中缴获到的战利品，凡是育儿所能用得着的，党组织和政府都想办法及时送到育儿所，再由总务组分发给孩子。医务组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奶母家，为孩子和奶母检查身体，向奶母宣传卫生常识，以预防各种疾病。尽管当时育儿所的孩子分散在50多个村庄，有的还相隔百里，但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育儿所严格规定每半月进行一次检查，每次检查都要直接检查到每个孩子。育儿所在孩子们的生活卫生方面作了许多规定，要求每个奶母做到：春秋季节每三天给孩子洗一次澡，夏天每天洗一次或数次，冬天七至十天洗一次；孩子的衣服平常三天洗一次，夏天一天洗一次，绝不允许让孩子喝生水、吃冷饭。巡视组除了负责到各村巡视检查奶母带孩子的情况外，主要是做好调查、聘请新奶母的工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育儿所的工作人员把育儿所管理得有条不紊。1947年8月1日，胶东育儿所召开了庆功授奖大会，育儿所的领导代表胶东区党委向有功人员颁发了荣誉奖章，全所80%的工作人员受奖。

更值得人们敬慕的是那些至今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有着金子般可贵心灵的不脱产奶母。是她们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孩子，用生命和鲜血保护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1942年11月，日寇在马石山一带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惨案，当时，胶东育儿所的二三十个孩子被包围在马石山一带，育儿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奶母们提出的口号是：“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孩子，人在孩子在。”在反“扫荡”中，奶母宫元花同育儿所的工作人员李玉华一起，抱着刚满周岁的福永在凤凰崖一带的山上与敌周旋。夜里，宫元花把孩子包在自己的棉衣里，让孩子的脸紧贴着自己的胸口，与李玉华对面而坐，两人的手都插在对方的胳肢窝里，共同用身体温暖着孩子，从白天坚持到黑夜，从黑夜熬到天明，直到鬼子逃窜，才和孩子回到田家村。在1944年“六一”儿童节纪念大会上，宫元花和李玉华被授予“育儿模范”的光荣称号。1942年9月，东凤凰崖村姜明真的孩子刚满八个月，为了哺育育儿所的孩子，姜明真毅然给自己的孩子提前断了奶，从育儿所接过刚满两个月的福星，她说：“孩子的父母都在前方抗日，咱们给她们哺养孩子也是为抗日尽点力。”不久日寇“扫荡”时，她和婆婆带着福星和自己的孩子藏在山上。两个孩子，只要喂一个，另一个见了就要哭闹，为了避免哭闹暴露目标，她先让婆婆照顾着福星，却把自己仅十个月的孩子抱在另一个山洞里，当她刚刚返回福星和婆婆藏身的山洞时，敌人就开始轰炸，她紧紧把福星搂在怀里，在敌机轰炸的间隙，她清楚地听到自己孩子的哭声，婆婆硬要出去看看，为了福星，她忍痛劝阻着婆婆说：“妈，你千万别出去，你出去要是被搜山的鬼子发现了，不仅你自己遭到不幸，福星的性命也难保了。”婆婆只好噙着眼泪咬牙坚持着，福星安然地躺在姜明真的怀里。鬼子撤走后，她和婆婆扒开洞抱出自己的孩子一看，孩子的手脚因在洞里爬来爬去，被石头磨得鲜血淋漓，嘴上沾满了泥土和鲜血，嗓子哭哑了，肚子涨得象小鼓，回家不几天就死了。母亲失掉了自己的心头肉，其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可姜明真强忍着无限的悲痛，告诫自己：“这是敌人欠下的血债，为了福星，我决不能倒下去。”从此，她把母爱全部倾注在福星身上，把福星喂养到三岁，让其父母领走了。东凤凰崖村奶母初连英，1942年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小孩正是哺乳期，她听到有些女同志为了早日返回前线，把吃奶的孩子送到育儿所的消息时，主动到育儿所抱回个叫“爱国”的孩子奶养。有人问她：“你的孩子那么小，断了奶行吗？”初连英说：“爱国的父母为了咱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舍得扔下亲骨肉，我为她们带带孩子，自己的孩子吃点苦算什么？”在当时，把心血倾注给孩子的何止是育儿所的工作人员和奶母，即使那些年迈的老人也在尽着自己的一点力。东凤凰崖村奶母沙春梅抱了育儿所三个月的小春莲奶养，年迈的婆婆为了让儿媳专心带好孩子，她起早贪黑把家务活全揽下了。春莲五岁时，前方的父母把她接走了，全家人吃不好、睡不香，做梦也和小春莲在一起，婆婆也因想念春莲哭成了耳聋病。当时孩子都把奶母当成了亲妈妈，他们的父母来接时，孩子都哭着说：“我要回家找妈妈。”问他：“你的家在哪里？谁是你妈妈？”他们总是说：“我家在某某村（奶母所在村），我妈是某某（指奶母）。”

胶东育儿所在党的领导下，在那血与火的年代里，靠着这些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工作人员和那些有着金子般可贵心灵的奶母，使她在战争的风雨中不断发展壮大，前后长达十多年。这些妇女用她们的全部心血，使育儿所的孩子在残酷的“扫荡”和多次迁徙中，无一损失。就是在当时麻疹流行的时候，育儿所的孩子也安然无恙。可当时这些不脱产的奶母，每月除了60斤粗粮外，是无任何其它报酬的。

   1952年7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胶东育儿所完成她的历史使命，除少数工作人员调离外，育儿所移交给乳山县。至此，全部结束了胶东育儿所的工作。

（作者曾任乳山市妇联副主任、乳山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等职）

五、经济建设

由于日、伪军在军事上不断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围剿”，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极大地破坏了抗日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再加上遭受水、旱、虫等自然灾害，给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牟海县委、牟海行署根据上级指示，把大力发展生产作为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主要任务来抓。为开展好大生产运动，县委和行署首先从解决思想认识入手，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重要著作，让大家认识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必要性，以便能更好地带领全县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农业生产是大生产运动的重点。由于连年战乱，农村土地荒芜，耕地减少。为扩大耕地面积，解决农民土地少的问题，县委、行署大力鼓励农民开荒、复垦，并制定了开垦荒地暂行办法。至1941年底，全县七个区共垦荒1879亩，当时粮食亩产平均200斤，年可多打粮食37.58万斤。行署还决定，没收罪大恶极的汉奸、大地主的土地，将土地分给抗属和部分无地或地少的农民耕种。贫困农民有地种，从内心感激党和政府，种地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县委、行署还注意赋税限度，实行合理负担缴纳公粮，以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例如，麦收时，全县按累进率的方法缴纳公粮，每户农民一年人均收获粮食多的多纳，少的少纳，达不到最低数的还可以免征，总的负担最高额不超过35%，这一法令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县委、行署还注重做好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指导工作，组织好春耕，要求实行深耕细作；要求农民多养猪、大造土杂肥。为鼓励大生产运动发展，县委、行署先后于1943年4月、1944年4月两次召开模范劳动者大会，主要表彰模范劳动者，并动员以互助组、合作社形式推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1944年4月统计，全县有30945户农民组成农业互助组11184个，其他小组1266个，手工业合作社112处，资金123万元。

1945年1月，县委、县政府召开各区干部会议，研究进一步掀起大生产高潮，会议历时8天。会后各区结合贯彻会议精神，都召开了劳模、英雄、教员会议，讨论如何开展大生产运动。紧接着全县各区进行动员，成立生产组，改善生产关系，增加生产能力，以保证能多产粮，满足抗日根据地军需民需。至5月20日，全县成立等价交换组822个，变工组434个，常年搿犋组8001个，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71%。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县委、行署也加强了对工商业的领导，鼓励支持大力发展工商业。1941年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着手发展公营和合作社商业，鼓励发展私营商业，相继兴办了缫丝、酿造、食品等公营企业和集体性质的手工业，其中奎丰丝绸厂为境内第一个公营工业企业。抗战期间，全县各种商号有1103户，从业人员有1370人。1943年，胶东兵工厂工业研究室在胡家口东沟建新茂硫酸厂，利用当地硫矿石土法烧硫磺、制硫酸，日产硫酸2000斤，供八路军兵工厂造军火用。同年，胶东军区卫生部在崖子成立“制药小组”，第二年正式命名为“胶东军区新华制药厂”（今山东新华制药厂的前身）。为粉碎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稳定物价，支援抗战，行署先后于乳山口东岸、西岸及夏村、海阳所、浪暖等地建立以私人字号为掩护的公营商业机构。先后建商店10余个，其中经营规模较大的有“新兴”“顺昌”“永丰”“新丰春”“复兴”“新隆”等商行。业务活动主要是收购当地的花生仁、花生油、花生饼，与南方交换棉花、棉纱、桐油、竹竿、医药、纸张、油墨及抗日军民所需的其它生产、生活资料，兼筹枪枝、弹药等。

为进一步发展经济，还发动农民群众自筹资金，组织成立农民合作社、联合社。1941年冬，浪暖村村民自愿入股成立鸿兴渔业联合社，组织开展当地海产品销售和渔需物资的供应，为境内第一个供销合作社，入社者730多人，股金1460元。此后，供销合作社迅猛发展，至1944年，全县成立村级合作社328处，股金总额1301万元。通过农产品收购加工，与南方交换生活日用品及抗战所需物资；组织妇女纺纱织布，满足群众生活和支援抗战需要。

在要求群众大生产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共牟海县委、牟海行署还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小学校师生，响应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人人参加生产劳动，增加收益，并提出每名机关工作人员要生产出半月的口粮（34斤）、3个月的菜金（13斤黄豆）及全年的办公纸张（10斤黄豆）。具体要求每5个人开荒1亩，县直机关开荒10亩，种粮33亩，产粮6700斤。学校师生在大生产运动中也作出了很大成绩，全县中小学开荒187亩，生产粮食和织布折款8.5万元。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减轻了人民负担，也改善了人民生活，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懂经济、会管理的干部，为后来的“查减”工作打下了基础。

六、文化教育工作

抗战初期，境内仅有小学教师121人，且文化素质高低不一，多数是读了几年私塾就从教，广大群众更是识字者寥寥无几。为了唤醒民众，宣传抗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民共同参战，中共牟海县委、牟海行署按中共山东分局、胶东区委要求，始终把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中心工作之一。建县初期，战时邮务局负责发行图书，1944年6月，行署在古初村成立新文书店，工作人员3人，除出售革命进步书籍外，还负责境内学生课本的发行。境内大力开展抗战期间文化教育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大力发展正规教育。当时正规教育指小学、速成师范和中学。1941年3月牟海行署即设教育科主管全县教育工作，并开始加强教师的配备训练和学校的设置。各区以中心小学（高级小学）为核心划分若干学区，各区文教助理员兼任中心小学校长，并具体指导本学区各初级小学的工作。各村成立村学委员会，加强对小学的管理。教育经费一部分由政府拨给，一部分靠教育款产（牟海行署规定，各地所有学田、庙产、公田皆归为教育款产）收入解决。校舍多由祠堂、庙宇、或公房及土改时没收地主的宅舍改造而成。在授课内容上，强调教育为战争服务、为生产服务，实行教学、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根据形势发展而定，一般有政治、国语、数学、历史、物理、地理、音乐、体育、美术等。1941年秋，在由古村创办了牟平、牟海联合中学（简称二牟联中）。此后，教师队伍不断扩大，至1943年，小学教师发展到1076人。1944年9月，牟海行署在胡八庄一带创办了境内最早的师范学校“牟海短期师范学校”，有教职员19人，当年招生148人，另设小学教师整风学习班，招收学员80人。至年底，全县有高级小学58所，在校生3272人；初级小学477所，在校学生39043人。1944年10月，小学统改为民办公助，部分办学经费需依赖群众筹措（征收教育粮）及款产收入。在抗日战争艰苦时期，为躲避日伪军骚扰，师生们经常转移疏散，多以树林和山沟为课堂，无固定校舍。学生们除学习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如当“小先生”、送信、站岗放哨、拥军优属、进行抗日宣传等。

二是开展群众性文化教育。为加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县委、行署要求各区要利用学校兴办扫盲识字班，开办冬学运动和农村俱乐部等。开展社会文化教育的形式很多，如妇女识字班、冬学、农民夜校、民兵学习室、广播台、识字牌、剧团等，其中主要形式是冬学和夜校。行署成立了冬学促进委员会，此后，各村依据小学相继成立了冬学（包括半日制和夜校），每年利用10月至翌年2月这5个月的农闲季节，由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团体负责组织，开展冬学工作，对农民进行时事文化教育。学员以35岁以下的青壮年为主，教师由村中有文化的人和高小学生担任，学校教师和部分区、乡干部也有兼任。教学的内容主要是识字、宣讲抗日救国道理、教唱抗日歌曲等。据1941年统计，牟海县有冬学560个班，学员1.8万名。至1944年，全县农民文化夜校达到708处、1738个班（组），教师1766人，入学人数达10万余人。这些教育方式，适应了农民群众的特点，受到群众的欢迎。农民群众在形象生动的学习中，既学到知识，又受到思想教育，提高了抗战觉悟。

三是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艺活动。为促进抗战文化教育运动的开展，顺应政治上获得解放、经济上获得翻身、生活上得到改善的广大农民对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牟海行署加强对群众性文艺活动的领导。1941年，牟海话剧团成立，演出《五谷丰登》《归队》等剧目。各村也由妇救会、青救会、农救会负责组织建立俱乐部或剧团，平日活动不脱离生产，重要节日和重大活动都演出文艺节目或扭秧歌。当时结合抗战，演出的表现现实斗争的话剧、歌剧及小调剧有《春风化雨》《探亲家》《归队》《逛延安》《兄妹开荒》《大东沟》《气壮山河》《锁着的箱子》《干上了》等剧目，其中有些剧目是境内教师、文化工作者及一些进步人士创作的。还结合现实斗争教唱抗日歌曲，传教抗日民谣和抗日小调等。

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如火如荼的教育文化活动，有效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了人民群众，提高了群众政治觉悟，激发了群众抗战热情，党的各项工作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

回忆资料：

抗战时期牟海（乳山）文化教育侧记

徐培盛

抗战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对广大劳苦民众的文化思想教育。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有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应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大众文化的实质就是提高农民的文化。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第一步需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里送炭”。要提高和普及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起来。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工作者，就是文化战线上的指挥员。

随着根据地人民政权的建立，群众性文化教育势如破竹般迅猛发展起来。千百年来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群众第一次被唤醒，有了歌声、笑声，有了精神，积极投身到抗战中，参军、支前、生产、反扫荡、反奸防特、站岗放哨、破除封建迷信、妇女翻身解放，轰轰烈烈天翻地覆地与天斗、与地斗和与敌人斗了。

我当时在家乡读书，当过小先生又正式当过教师，现写几个片断供参考。

一、十八个学生两位教师的中心小学

1937年底，日本鬼子占领了烟台、牟平等胶东大片土地，经常进行扫荡，骚扰乡里，国民党丁綍庭等反共顽固派也象鬼子一样横行乡里，抓丁抢粮，无恶不作，各地的学校都停办了。直到1941年2月，我的家乡获得解放。当地党组织立即组织恢复各村小学，并在大浩口村成立了中心小学，吸收各村五六年级的学生。由于十多里外仍有投降派的部队并且白天经常窜扰各村，并声言谁念八路的书就杀谁的头，所以开学时只有十八个学生，校长、教师各一人。

学校借用浩口村的一栋四间闲房，没有桌椅就用砖垒两个垛子，再放上长条木板，大家坐在自己带来的铺团上。我村（车门口村）离学校十多里路，早出晚归，拐着小篓，下面放着地瓜、玉米饼子，上面放着课本，中午就吃凉饭。算术和地理课仍采用国民党政府的“新课程”和“复兴”课本，语文都是校长从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和抗日斗争有关的著作中选的章节，融语文与抗日于一体。他写在黑板上，大家抄在本子上。当听到鬼子要扫荡或投降派搔扰时，立即把书本藏在墙缝里或埋在山里。由于当时村里没有报纸和收音机，所以有关抗战的消息很多是学生回村传播的。

学校刚成立时虽然学生少，条件差，但大家都有一股抗日的热情，虽苦也愉快。后来学校又搬了两次家，到抗战末期就定在峒岭村，这时已是一所拥有三四百名学生、十几位教师的完全小学了。

二、群众性文化教育与小先生制

随着根据地的巩固，群众性学文化高潮也随之到来。自古以来，穷苦农民不能温饱肚皮，哪有钱上学呢！而共产党来了，识字不花钱，又不耽误生产，还能懂得国家和世界大事，所以夜校、妇女识字班很快发展了起来。妇女吃过晌饭带着孩子到村头树下一起唱歌、识字，听讲抗战和妇女解放的道理；晚上成年男人到夜校，边休息边学识字和听讲打鬼子的故事；不能上小学的儿童，过去中午都是抓鱼摸虾，现在组织成校外儿童识字班，乖乖地在一起，组成“小牛班”“小猫班”开展识字竞赛。没有黑板、粉笔，就到山里挖一些黑沟泥糊在墙上代替黑板，有时沙滩、石硼、平地也是“黑板”，木棍、泥块也是“粉笔”。在中心小学所在地峒岭村，有些大闺女、小媳妇对识字班不满足，想上全日制小学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学校专门为她们开办了“半日制”班，每天上半天课，满足了她们的要求。

为了开展群众性文化教育，要求学校把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结合起来，教师要走出校门到社会的大课堂去讲课。教学对象增加了，方式也变了，工作量也成倍地增加了。除了对全日制小学上课外，中午、晚上还要到识字班、夜校讲课。群众性文化教育不仅仅是教几个字，还要和中心工作结合在一起：抗战、大生产、破除封建迷信、男女平等、支前、参军等。

这么多教学任务单纯压在有限的几个教师身上是难以完成的，所以普遍推广了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倡的“小先生制”。他说：小先生制就是由初学者去教未学者，“即知即传人”的平民教育。他曾为他六岁的儿子教他老母亲识字写了一首诗：“小桃方六岁，略识的和之，不曾进师范，已会做人师。”所以当时四、五、六年级的同学大都被选为小先生，协助老师开展群众性文化教育。另外当时每个小学生可以说都是小先生，子女教爹妈，弟妹教哥嫂。经过一段时间，群众都能识几百字、上千字。为了防特，站岗放哨查路条就由妇女儿童担当了。到处有了歌声，有的中年妇女还参加耍会；民主意识也增强了，有的家庭开民主会，晚辈可以批评长辈，有时教师也应邀参加。由于懂得了抗战的道理，一批批青年上了前线，妇女、老人、儿童担当起生产支前的任务。虽然十分贫困艰难，但到处是一片欢乐、朝气、必胜的拼搏气氛。

三、小教师教“大”学生

由于各村上学的儿童成倍地增长，再加上繁重的群众文化教育的开展，教师力量显得很不足。为适应文化战线这一新的形势，党决定从小学六年级选拔优秀学生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我就是在这时走上教师岗位的，当时只有15岁。有人说：小教师怎么能教“大”学生，奶牙没掉汗毛没干，简直是瞎胡闹，是孩子哄孩子。这里的“大”是指年龄，如识字班、夜校都是年岁大的人，就是在全日制小学很多学生都比教师年岁大，有的父子同在念小学，我担任级任的三年级就有三四个同学比我年岁大。那时校长和较老的老师一边在业务上帮助我，一边鼓励我要树立信心，举例子给我听：红军和八路军里有十七八岁当营长、团长的，事业不在年龄，在于理想、志向和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怕摔跤永远也不会走路，要从实践中锻炼成长。这些话极大鼓励了一大批小教师们的信心和勇气。

那时教师十分辛苦，象我们这些小字辈更需要加倍努力，才能弥补知识的不足。我担负三年级的级任和四、五年级各一门课程，中午要到妇女识字班，晚上到夜校上课，还要批改学生作业，准备第二天的课程，有时还参加民兵和俱乐部的活动，基本是天天连轴转。但是小教师们热情高、干劲大、不怕疲劳、刻苦认真、虚心好学、尊重群众、教学耐心，很快赢得了群众的赞许和信任。群众真的把你看成了小“圣人”和党的化身，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甚至家庭矛盾）都愿意找你帮忙解决。另一方面教学中偶尔念错字群众也都能谅解。

党为了提高新、老教师的思想业务素质，采取了很多措施：星期天全乡各村教师集中到中心小学，用开例会的形式，交流教学经验；为迅速提高年轻教师的教学能力，利用暑假全县教师集中学习交流经验，还组织三个月一期的轮训班……这样在实践中学，在集训中提高，年轻的教师朝气蓬勃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四、因陋就简身先士卒艰苦奋斗

为使广大群众都能学到文化，尽快掌握文化知识，教师们因陋就简，克服种种困难，以极大的热情，象战场上的战士一样顽强地拼搏着。为减轻群众负担，各个学校开始时都没有桌椅，学生背着铺团，拐着小篓，到了学校铺团做“板凳”，膝盖做书桌，人走教室空，敌人来了就到山里上课。很多学生没有钱买纸笔等学习用品，学校就组织开荒种地，栽地瓜、种花生，到山里捡树枝，自力更生解决部分学习用品的费用。在敌人的封锁下，有时有钱也买不到纸张，就动员同学找旧书、旧账本，在旧书字行之间和账本反面做笔记，我现在还保留着在一本破账本上写的日记。老师们本身的生活也很艰苦，在峒岭中心小学，八九位教师分住在办公室和伙房的两铺土炕上，三四个人挤在一起，女教师就住在群众家里。教师们自己轮流做饭，生一顿，糊一顿，有时请大女生当“老师”教授做饭。教师们闲时还用柞蚕丝捻成线自己结毛衣、帽子，同学们也学编斗笠等。

为使群众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接受教育，我们还帮助村里成立俱乐部或业余剧团，配合抗战、生产、防特、破迷信，自编自演一些文娱节目。在车门口村组织业余剧团时，没有钱买灯油和纸张，由于大家热情高、干劲大，决定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夏天趁着歇晌的时候不顾天热疲劳给缺劳力的人家翻地瓜蔓、锄地；冬天到深山给人家挑柴下山，换取一点灯油、纸张钱。演出没有道具就到群众家里借，“太平洋”床单做幕布，大沙碗盛上花生油做照明灯，很受群众欢迎。东峒岭村有一中年妇女，家里供着“神楼子”装神弄鬼，以给人看病为名骗取钱财。她在识字班听了课，看了我们自编自演的破除迷信的文艺节目，又经过教师的耐心帮助教育后，很快就觉悟过来并通过现身说法教育了一大批相信封建迷信的人。那时由学校师生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的确受群众欢迎，每当我们去一个村演出，老百姓都象迎亲人一样迎接我们，给我们最好的吃，最暖的炕给我们睡，那种朴实的感情使我至今不能忘怀。为配合形势教育，我们有时还排演活报剧，利用集日宣传教育群众，效果也相当好。

在勤劳朴实的群众面前，人民教师不仅要口头讲，而且要身先士卒，处处起榜样表率作用，群众才真正拥护你、爱戴你。如有的教师讲男女平等，可是打骂妻子，群众就当面耻笑他。有一次我给妇女识字班讲婚姻自由，有的妇女知道我是由父母包办定的娃娃亲，就嘻笑着说：老师光嘴上讲自由，实际你还是不自由啊！后来我真的退了亲。当时动员参军是经常的中心工作，一批批年青人走上战场，这对年青教师也是个考验。在车门口村我接替徐培明老师参军后的工作，后来他在潍坊战役中牺牲了。当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我党动员大参军时，全县教师在夏村开大会纷纷报名投笔从戎，有的男教师母亲有病，表示参军有心事时，有的女教师当场表示愿嫁给他侍奉公婆，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开完会回到教学村，我们又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许多年青教师率领了大批民兵走上了战场，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者离休前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助理等职）

七、减租减息和“查减”运动

全国抗日战争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后，为了进一步焕发各抗日根据地广大群众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团结各阶层坚持长期抗战，1942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要求迅速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规定，减租是“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减息“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5月，中共山东分局做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在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是动员与组织群众的基本口号，也是争取地主阶级参加抗战的重要策略。

1942年7月，牟海县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当时全县有农户8.5万户，人口42万人，土地114.5万亩，人均2.74亩。但土地的占有很不平衡，全县地主2169 户，占总户数的2.55 %，人口10845人，占总人口2.58%，却有土地11.5万亩，占土地总数的10.04%，人均土地10.6亩。富农1822户，占总户数的2.14%，人口9110人，占总人口2.17%，却有土地7.1万亩，占土地总数的6.2%，人均土地7.8亩。中农4.12万户，占总户数的48.47%，人口20.32万人，占总人口的48.38%，有土地67.33万亩，占总土地58.8%，人均占有土地3.31亩。而广大贫苦农民却占有很少的土地，全县有近万户农民完全失去土地或仅占一亩以下的土地，有近3000户农民没有房子住，有6300人的乞丐群，有20万劳动人民冬天穿不上棉衣。要动员起全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抗战，必须实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实行土地革命。

为了指导和推动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群众运动的开展，7月间，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长吕明仁、东海地委组织部长孙加诺和各救会长刘仲益带领工作组到十区（现崖子镇）进行试点，县委派刘炳辰、张奇青等同志参加。胶东区党委工作组进驻十区后，首先培训村干部，重点学习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指示和有关文件，明确“双减”的重大意义和具体做法。培训结束后，工作组分成两个组，分驻大崮头村和青山村。工作组进村后，主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二是调查了解地主剥削人民的方式和手段，通过算账对比，提高觉悟，增强对地主的仇恨心。然后由积极分子去发动群众，讲明“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好处，并确定斗争对象。条件成熟后召开群众大会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地主老老实实地承认其剥削罪行，表示拥护政府法令，愿意对租种地减租，对雇工提高工资，对放的债减息。斗争大会胜利了，群众情绪高涨，同时也给面上的“双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经验。试点工作于9月底结束，区党委工作组撤离。

10月，县委成立减租减息工作队，刘问世任队长，张奇青任副队长，分别住九区的育黎、曲水村和十一区的诸往、城阴村，以点带面并有一批工作队员分赴各区帮助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工作，群众初步发动起来， “双减”运动也由点到面开展起来。如七区冯家村，地主冯全堂（商号“永和钱庄”）有耕地120亩、房屋80间、山峦300亩，雇工2人，出租地60亩，其全家8口人，每年收租7000斤，放高利贷1万余元，年收息3600元。该村农民向其进行说理斗争后，共减租粮3600斤，减息1800元，雇工年工资提高到粮食1200斤，小土布4匹、鞋4双；全村21户地主、8户富农共出租地1170亩，放高利贷2万元，通过“双减”共向佃农退地租粮2.1万斤，减息1.8万元，雇工24人共补工资粮1.92万斤。

经过这段工作的开展，群众有所发动，对地主阶级有所打击。“双减”工作也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取得不小成绩，各区有不同的进展，很多村“双减”工作圆满结束。11月，日军开始冬季大“扫荡”，党政军民全力以赴投入反“扫荡”中去，全县减租减息工作暂停。

1943年春，反“扫荡”后，牟海县委、行署领导全县人民继续开展“双减”运动，很快在全县掀起了高潮。一是组织发动群众，二是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使运动进一步向纵深开展。据年底统计，全县共退租粮12.54万斤，重新订立租约1145亩。

1942年和1943年的减租减息斗争，由于县委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有关政策，减轻了租佃户和借贷户的负担，提高了雇工待遇，初步改善了农民生活，封建势力受到初步打击，对调动农民生产和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巩固人民政权、壮大抗日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封建剥削制度根深蒂固和地主阶级明里暗里反对，加上部分干部对上级指示理解不深，宣传发动不够，没有深入地向租户进行教育，造成一些区、村农民抱消极态度，只是由干部和积极分子包打天下，或者做表面文章，使“双减”走了过场。因此，不少村庄地主抽地毁约，没立约、没减租或明减暗不减等问题仍严重存在。

1944年春，全县以40天的时间开展了复查减租减息工作，“查减”对象主要是明减暗不减，明增暗不增和没有减租减息的村庄。在“查减”运动中反复进行阶级教育，开展“谁养活谁”大讨论，提高群众觉悟，使“查减”工作深入开展，经过40天的查减，全县共退租粮1.16万斤，钱1.18万元。

同年8月，根据胶东区党委“关于彻底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大多数，确定群众政治优势”的指示，县委组织县、区干部重新学习，总结反省，打通思想，在讨论中不少干部检讨了自己存在的右倾思想和厌烦情绪以及工作不深入扎实的问题，提高了认识和觉悟，增强了工作主动性。从9月中旬到10月初，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恶霸、反贪污斗争。县委确定工作方针是“突破四区，加强十二区，帮助一、二区。斗争对象主要是横行乡里民愤极大的地主恶霸和利用各种手段贪污农民资财的伪乡长。”由于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成绩显著。据九、十、十一三个区的统计，共发动大小斗争会528次，斗争对象695人（其中反恶霸斗争95次，反土棍斗争75次，反贪污斗争111次，算旧账20次。参加斗争会的人达28万人次）。反恶霸、反贪污斗争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查减”工作的开展。但是由于封建势力顽固，地主阶级政治上仍不老实，或明或暗地欺骗、威胁、引诱、分化群众，企图复辟，部分干部群众存在怕变天的思想，使“查减”工作不彻底。

1944年12月，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一切解放区把群众减租查租，发展生产，作为当前对敌斗争胜利关键”的指示，集中进行减租查租斗争。全县457个行政村，有394个行政村都向地主阶级开展了斗争，共开斗争会820次，斗争对象858个。据全县统计，（一）减租：粮11.8万斤，款9.31万元，地430.85亩。退租：粮15.5万斤，款3036元，地552.43亩，要回抽地403.7亩，新立约111.8亩，减息6.7万元。（二）租约：过去已立租约10361张，土地19575.5亩，不妥当重新立约1489张，土地2222.08亩；过去没立约而新立约2773张，土地2528.63亩；到期换约者433张，土地1408.65亩；被地主毁约重立769张。（三）斗争果实：没收地主土地1558.45亩、山峦648亩、房屋202间、粮食7.8万斤、款70.72万元、大牲畜32头，花生3842斤，布匹8889尺。另外还有枪7支，子弹400发。

减租减息工作延续到1945年8月宣告结束。

从1942年到1945年8月，历时4年多的“双减”和“查减”运动，给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树立了基本群众的优势，使广大农民群众改善了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巩固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解放区的生产和各项事业得到巨大发展。

八、开展锄奸反特斗争

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投降派秦毓堂、丁綍庭等部与日军、土匪勾结，对解放区进行刺探破坏，妄图推翻新生政权。为保卫新生政权，县委发动群众开展锄奸反特的群众斗争，对那些死心塌地、顽固不化、罪大恶极的恶霸汉奸进行了严厉惩处，安定了社会秩序。

加强司法公安工作，首先是建立健全司法公安机构。1941年8月，成立了牟海行署公安局，内设秘书科、侦查科、审讯科，并在全县设秘密公安网员和抗日自卫团，以监控汉奸、特务活动，维护社会治安。1942年4月公安局增设工作队、政治保卫队，负责内部保卫、锄奸、看押罪犯和维护社会治安等。1944年，在全县457个行政村民主选举村公安员914人，负责基层治安保卫工作。除开展锄奸反特和反颠覆活动等政治斗争外，公安机关还对一些地方恶霸、劣神和不法分子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刑事案件给予全力侦破，震慑了犯罪分子，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1942年，区、村建立秘密反奸侦查网点,重点打击散匪和伪组织,先后破获了“暗杀团”“新民会”和“铁血团”等反动组织，处决了首恶分子。对一般汉奸采取教育争取,给予自新之路的宽大政策。1942年，普圣门头子吕先亭、于天广策动佛兵（会众）百余人，勾结国民党军秦毓堂进攻八路军，被击溃于胡八庄。1943年10～12月，结合开展“查减”工作，发动群众进行防奸反特斗争，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有214人自愿交待了在丁綍庭统治时期，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问题，诚实表示悔改自新。12月6日,结合“查减”工作，破获了邵家村以邵仁山、段晋亭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仁山防区”。1945年4月19日，县政府在夏村召开锄奸反特诉苦大会，进一步唤起民众情绪，为夺取“双减反霸”斗争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此时，解放区群众性的锄奸反特活动普遍开展起来，各村的自卫团、儿童团站岗放哨，广大群众主动揭谣、追谣和调查检举汉奸特务活动，使汉奸特务无藏身之地。在抗战期间，公安机关还做好户籍管理工作，防范敌特潜入；做好禁烟（吸食鸦片）、禁赌工作，1942年，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双禁”运动，查封了一批烟馆、赌馆，净化了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环境，凝聚了全社会力量发展生产，维护了社会治安，巩固了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