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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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展壮大的抗日武装及群众组织

2016-03-17 15:43:53

一、          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发动天福山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胶东人民抗日武装诞生,揭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按照胶东特委“扩人、扩枪、扩大宣传,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的指示,牟海临时工委书记宋竹庭等人经过调查筹划,将夺枪目标锁定在育黎乡校。育黎乡校远离县城,地处牟平县西南部,时值春节,大部分人员回家过节,留下驻守的士兵很少。另外,通过党的地下关系,与乡校我地下工作者贺致平(在乡校当师爷)取得了联系,贺可作内应配合行动。

1938年2月6日,胶东特委派王亮、柏喜宾至北江村找到宋竹庭,就夺枪的具体步骤做了进一步认真的研究。2月7日夜10时许,王亮、宋竹庭、柏喜宾、宋桂平、宋书贵、宋瑞友、高嵩、贺致平一行8人组成精干小分队,直奔育黎乡校。贺致平上前叫门,站岗的哨兵听出是师爷的声音,赶快把门打开。王亮等7人一拥而入,用枪口对准正在打牌、玩耍的乡校队员,未放一枪,仅用十几分钟时间,便缴获长短枪30余支,自行车6辆,弹药、被服等物资一宗,并当场吸收5名乡校队员参加八路军。随后,这支13人的队伍,满载缴获的武器和物资连夜东进,次日下午到达文登县崔家口三军总部,与在那里已集结的起义群众汇合,成立了三军五大队,王亮任大队长,宋竹庭任政委。五大队以后改编为八路军第五支队61团一个营的主力。育黎乡校夺枪,扩大了党的影响,激发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壮大了党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1940年初,日本侵略军对胶东进行拉网“扫荡”,国民党官兵闻风弃枪而逃。中共东海特委向所辖各县发出了“利用日寇扫荡,国民党军队弃枪逃跑这一时机,组织人员起枪拉队伍”的指示。2月17日,中共海阳县委宣传部长孙传祝及侯岳西、李森等人抓获了国民党三区区长王济占的一个中队长,经供认,孙传祝等人在小单家村一座空墓中挖出王济占部藏匿的52支枪,继而又在另处搜到王部藏匿的大刀、手榴弹、子弹、服装等物资。3月10日,海阳县委组织160多人,利用起出的武器,在堕崮山举行武装起义,组成五区队。3月15日,起义队伍由纪铁生、邢光率领开赴文登县的昆嵛山一带,同东海军分区司令部取得联系后,与牟平县成立的第四区队合编为八路军东海第九大队,在文(登)牟(平)海(阳)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二、发展地方抗日武装组织

中共牟海县委成立之后,立即着手发展地方抗日武装组织。1941年3月组建地方抗日武装——牟海县大队,行署主任滕民生兼任大队长,县委书记孔广弘兼任教导员。县大队辖便衣队16人、除奸武装队83人、警卫队36人,配有步枪、短枪、手榴弹等武器。所辖7个区中有5个区建立区中队(一、二区未建)。1942年春,牟海县辖13个区,至9月,各区相继建立区中队。各区中队多者40人,少者10人,全县计280人。

在抗战中,群众性抗日组织不断壮大,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41年11月,根据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颁发的《人民抗日自卫团组织条例》之规定,各村在原抗日游击小组等群众性抗日组织的基础上,普遍建立“抗日自卫团”,并在抗日自卫团中挑选骨干组成“基干团”(武装民兵)。抗日自卫团的编制为:村设小队、分队,邻近几村合编为一个中队,乡建大队,区建总队。基干团设班、排、连、营。1941年底统计,全县自卫团员36080人,其中女性14630人。基干团员5673人,游击小组人员1450人。为加强对自卫团的领导,牟海县委成立了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委会),辖县大队和各区武委会。抗日自卫团之总队和基干团之营直属县武委会领导。1945年1月7日统计,全县共有普通自卫队员137625人,其中女性86258人;基干民兵18529人,共建自卫团48个营、144个连。

抗日战争初期,境内民兵武器十分低劣,除少数民兵村团长配备土制钢枪“单打一”外,民兵均使用大刀、长矛、土枪和土炮等,地雷、手榴弹为当时境内民兵的重要武器。1941年后,由于境内民兵在战斗中缴获、群众捐献购买及政府和部队下发、奖励,各种武器数量不断增加,尤其以步枪增加为多。

1943年2月,牟海县大队改编为牟海县独立营,龙飞任营长,县委书记孙加诺兼任政委,下属3个连,共300余人。1944年,东海军分区海防大队驻境内的两个连编入牟海县独立营,计400余人。1945年1月,牟海县独立营改称乳山县独立营。

在党的领导下,牟海境内地方抗日武装队伍一天天壮大,在保卫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参加解放南黄、胡八庄、午极、崖子、海阳所、黄村、腾甲庄等战斗中,打出了气势。万户村民兵姜东官在反“扫荡”中,一枪击毙日军军官,战后被八路军胶东军区授予“神枪手”称号,并获奖钢枪一支。1942年11月,日、伪军对解放区实行拉网合围式大“扫荡”,将数千名群众包围在马石山区。牟海境内地方武装迅速组织民兵,与日、伪军战斗,掩护群众突围,事后,台上村民兵队长栾中孔、草庵村民兵分队长张启生和哨里村民兵王永双被胶东军区授予“民兵模范”称号。

三、境内八路军部队

1937年“七七”事变后,牟海边区抗日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当时活动在牟海边区的八路军队伍主要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1938年12月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还有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及东海军分区独立团等部队。他们先后在瑞木山、花家疃、凤凰崖一带驻过防,在地方抗日武装和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对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以狠狠打击。1940年12月14日,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二团和五旅十四团攻克国民党投降派秦毓堂部二团驻南黄和南黄北塂之据点,歼敌400余人。1941年2月16日,八路军东海独立团、山东纵队五旅十四团及五支队二团攻克国民党投降派丁綍庭部以胡八庄为中心的马家庄、上草埠、下草埠、峒岭、黄疃、南北山等7个据点,歼敌500余人。1941年3月21日,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二团攻克驻午极的国民党投降派安廷赓部据点,歼敌300余人。1941年3月22日,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一团攻克驻崖子及哨里之国民党投降派苗占魁部据点,歼敌500余人,司令苗占魁、副司令孙海滨被擒。1942年4月6日,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二团六连三排28名同志,为掩护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领导机关安全转移,与日、伪军1000余人在双山进行殊死战斗,26人壮烈牺牲。1942年4月20日,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二团二营与团直属特务连一加强排攻克国民党投降派丁綍庭部十四支队驻海阳所据点,歼敌400余人。1942年7月19日,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一部攻克国民党投降派丁綍庭部黄村据点,歼敌400余人。

同时,境内还有许世友领导的八路军胶东军区部队,与国民党投降派和日寇进行战斗。1941年7月3日拂晓,70余名日、伪军由水道据点窜至花家疃一带村庄抢粮,被八路军东海独立团三营、二营击退,毙敌5人,俘虏日军士兵1人,残敌逃回水道据点。1943年1月19日凌晨,驻水道据点日、伪军100余人窜至河南村村捉人抢粮,被八路军东海独立团二营五连拦截,毙伤日、伪军各1人,被捉群众及被抢牲畜、粮食等全部夺回,敌人夺路经西庄逃回水道据点。1943年2月7日拂晓,水道据点300余名日、伪军偷袭驻巫山村之牟海县独立营一连,一连迅速撤至村外反击,毙伤敌人多人。1942年9月9日,东海军分区独立团一、二营配合胶东军区十七团攻克国民党反动武装在牟海县的最后一个据点——腾甲庄,共歼敌2000余人。

胶东兵工厂是八路军在境内的一支特别重要的队伍。1938年2月13日雷神庙战斗后,“三军”到崖子一带休整,总部也设在崖子村。军队要打仗,必须要有军械修理。于是,成立了“三军”修械所,王政安任所长,技术工人有:王凤祥、孔宪义、张永德、于云日、谷卫国、姜应声、宫怀锡等,整个修械所有二十几个人,设备是“一肩挑”。1938年秋,“三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1940年秋,五支队改编为五旅,与此同时,以苏鲁豫皖第三军区机关所属地方基干武装为基础,重新组建起五支队,辖一、二、三团和东海、西海、北海区武装部队。他们除了直接对日作战外,还继续开展讨顽、反投降斗争。从此,胶东兵工厂不断发展,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相继诞生了5个,其中在牟海境内活动过的有第一兵工厂、第三兵工厂、第五兵工厂(1941年12月合并于第一兵工厂,1945年初重设)。这些兵工厂随敌情变化经常转移,第一兵工厂先后在崖子、马石店、下沙家、东凤凰崖、上沙家、西凤凰崖、河北、岛子、大院、绕涧、卧龙、马台石、胡家口等村驻过;第三兵工厂先后在高家台、万家、棘子园、吕格庄、马家庄、王疃、外庄、塂南头、马家泊子、石灰刘家、下草埠等村驻过;第五兵工厂先后在凤凰崖、南地口、蓬家夼、大院、胡家口、绕涧等村驻过。

从1938年成立修械所,尔后相继成立兵工厂,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胶东兵工厂牢记责任,不辱使命,积极为抗战胜利提供军工保障。“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一边坚持兵工生产,一边与日、伪军进行斗争。1941年至1943年,兵工厂多次遭受日军的袭击,敌人来了就疏散,敌人走了就生产,有时敌人在山下“扫荡”,工人在山上坚持生产。有的工人在“扫荡”中被敌人俘虏,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全体兵工职工勇于吃苦,积极探索,他们研制的各种口径枪、炮,各种规格的子弹、地雷、手榴弹,满足了前线的需要,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多次受到上级通令表彰。第五兵工厂技师陈惠人自造土铣床、钻床,试制出第一挺轻机枪。1942年,胶东兵工厂可月产轻机枪10至18挺。至1943年,胶东八路军部队每个排可配备1至2挺轻机枪。也有不少工人在军工生产研制中,因事故爆炸牺牲和负伤。全体兵工职工,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驻地群众搞好团结,搞好宣传,帮助房东、烈军属、孤寡老人挑水、扫院子、喂牲畜、照料孩子。农忙时,帮助群众种地、锄草、收割庄稼;农闲时,帮助群众办识字班,学文化,教唱革命歌曲;节日里,同群众一起编排和演出文娱节目,敲锣打鼓,扭秧歌,演节目,军民联欢,共同庆贺;群众生病了,兵工厂卫生室医务人员深入户下,为群众看病治病。兵工职工把群众看成亲人,群众心中装着兵工厂。抗战时期,由于敌人的封锁,生产原料紧缺,驻地群众为支持兵工生产,造出枪、炮、弹药支援前线,自动搜集旧铁废铜送到工厂,许多人还把自己的铁锅、犁耙、供器、铜银元、箱子和柜子上的饰件,以及妇女心爱的首饰、小孩的“长命锁”都献了出来,充分显示了军民同心抗日的鱼水深情,体现了人民对自己军队的热爱,而这种爱正是夺取抗战胜利之本。

胶东兵工厂在乳山境内驻防留下很好口碑。全体兵工职工都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功臣,历史将永记不忘。

回忆资料: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我们家乡

吴志芳

1938年2月,日寇相继侵占了我烟台市和牟平县城,那些平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旧政府官员,跑的跑,溜的溜,有些民族败类投靠鬼子当了汉奸。老百姓个个脸上愁云密布,惟恐有一天沦为亡国奴。正当人们一筹莫展的时候,1938年4月下旬,一支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军队进驻在以马石店村为中心的几个村庄。这支军队有500多人,其中有少数女兵,还有一些穿灰制服的小兵,叫青年抗日先锋队。有的背长枪,有的背短枪,还有不少人只背一口铮亮的大砍刀。个个身强力壮,精神抖擞,纪律严明,秋毫不犯。他们到村里住下,就分散到各家各户和田间地头,帮助群众干活,和群众一起拉家常,问寒问暖。见了年长的叫大爷大娘,见了年轻的叫同志,见了小孩叫小弟弟小妹妹,言谈举止和蔼可亲,和老百姓吃一样的饭不搞特殊。这是谁的军队呢?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这是不久前攻打牟平县城,杀死很多鬼子,威震胶东的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这是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在文登天福山起义的部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老百姓从这支部队身上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心,消除了愁云,露出了笑容。

这支队伍除了学军事、学政治外,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有一次他们组织成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队到我们村(马石店东南果子)宣传抗日。全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地站在宣传队的周围观看演出。首先出场是个女兵,在锣鼓的伴奏下,边表演边唱。我还记得开头两段是这样唱的: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抗日第三军来到了咱牟平县,为救国把耍办,朝着大家作宣传,诸位大哥,诸位大嫂,千万别笑咱,咱们都是中国人,救国要尽心。”

“日本鬼子凶似狼,侵占了咱东三省,还要把中国亡,芦沟桥呈凶狂,全面向中国开了仗,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同胞们遭殃,有志的中国人要奋起抵抗。”

当这位女兵唱到这里的时候,群众情绪愤慨激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收复失地”“把鬼子赶出中国去”的口号此落彼起,震撼了整个山村。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上午两个女兵到我们村小学宣传抗日(当时我正在小学读书),看样子二十岁左右,脚穿猪皮底布鞋,打着绑腿,腰间皮带上挂着一支小手枪,显得格外威武勇俊,其中一位姓倪,说他哥哥倪夕源也在这支部队中工作。她们讲完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就给我们唱抗日救国的歌曲,最后一首歌曲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当唱到“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这一句时,竟泣不成声唱不下去了。最后两个女兵说:“小朋友,今天下午在马石店村南河杀汉奸,你们去看吧”。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汉奸”这个名词,不约而同地问道:“汉奸是什么东西?”其中一位女兵回答说“出卖祖国,出卖人民,帮助敌人干坏事的人,就叫汉奸,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下午老师带我们到马石店南河,那两个女兵早就在那里等着我们,把我们领到河北岸一块地势较高并且有树荫凉的地方,叫我们坐下等着。经过大约一个小时,整齐的队伍成两列纵队,押着两个汉奸从村里开了出来。两个汉奸看样子有三十多岁,头戴礼帽,身着扫脚面长衫,被五花大绑着。每个汉奸的背后有一位身材魁梧的战士,左手拿着拴汉奸的绳子,右手抱着明晃晃的大砍刀。队伍开到河岸停下,一位领导干部站在河堤上向来观看杀汉奸的乡亲们宣布了汉奸的罪行。原来这两个汉奸是接受侵占烟台的鬼子的派遣,下来刺探我军情报而被捕的。那位领导宣布完了汉奸的罪行,下令杀汉奸,两个站在汉奸背后的战士,立即把汉奸带到河南岸山脚下一个臭水湾的东岸,令汉奸面朝西跪下,只见两口砍刀在阳光下一闪,两个汉奸的头就骨碌碌滚到臭水湾里去了。杀的是那样利落,动作是那样迅速,围观的人无不拍手称快叫好。此后,各村在三军的帮助指导下,都建立了自卫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以防汉奸的混入。

1938年7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三军的同志到各村归还借用群众的东西,走访群众征求意见,检查纪律,告诉群众下午三军将要离开这里。消息传开,老百姓都感到震惊,各村急忙派代表到马石店村三军总部挽留三军长期住下去。经三军首长的解释,才知道这是上级的命令,为发展壮大抗日队伍,三军必须暂时离开这里,到上级指定的地方去。下午三军的队伍从马石店村整装出发,各村的男女老少都涌到大道旁为自己的队伍送行。人们把做好的军鞋、煮好的鸡蛋、烙好的油饼塞进干部战士的口袋里,流着惜别的眼泪祝愿自己的队伍一路平安,早日归来。“乡亲们不要难过,我们只是暂时离开这里,很快就会回来的”。干部战士一边说着,一边和乡亲们一一握手告别。送行的人群和向前开进的队伍频频相互招手致意,“再见……再见……”。自己的队伍走了,而且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队伍了,人们才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开大道,回到自己的村庄。

第三军走了不久,土顽苗占魁的队伍来了,番号叫保安第六旅。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向老百姓要这要那,稍不如意不是打就是骂。人们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天天盼望着自己的队伍归来。1941年这一天终于盼到了,3月22日我八路军五支队攻克崖子,活抓苗占魁,消灭了其所属部队,解放了广大地区,马石店周围村庄的人民重新见到了太阳。

(作者曾任乳山县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四、抗日群团组织

创建抗日群团组织,是上级党的要求,是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的需要。1941年5月18日,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创建各救会工作指示”,随后,胶东区召开大会,成立胶东区各界抗日救国总会,按上级党组织的部署要求,胶东区各地、县都相继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牟海县先后成立了牟海县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各救会)、牟海县职工抗日救国会(简称职救会)、牟海县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救会)、牟海县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还有儿童抗日救国团、商人抗日救国会和盲艺人抗日救国会等。1945年1月,牟海县改称乳山县,以上各群团组织也随之改称。

牟海(乳山)县各界抗日救国会 1941年5月成立,其工作纲领和宗旨是:一、在中共牟海县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二、组织指导全县其它各界抗日群团组织开展活动;三、坚持抗战到底、团结到底的政治路线;四、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击投降派,孤立顽固派,争取中间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五、积极参战,积极开展民主运动,积极参政,为夺取抗战胜利而奋斗。李维夫、刘炳晨、宋星路、孙明先后任会长。1945年1月7日统计,全县各群众团体组织共有成员209196人,占总人口的53%。

牟海(乳山)县职工抗日救国会 1941年8月成立,梁木任会长。翌年冬,工厂和区村基层职救会组织普遍成立。职救会成立宣言主题是:“有组织才有力量”“工人阶级是富于团结性的”“只有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民族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职救会的工作纲领和宗旨是:一、坚持抗战到底、团结到底的政治路线,反对投降分子、顽固分子,争取中间力量,团结进步力量,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武装,积极参战,开展民主运动,实行参政,为坚持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而斗争;二、不断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组织,让每一个角落都有职工会组织,不使一个抗战的工人站在组织之外,使职救会成为广大工人群众的有力组织,成为铁的队伍;三、加强工人阶级的教育,消除工人阶级中的文盲,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政治水平,真正做到“工农知识化”;四、努力生产,改善工人生活,规定最低限度工资,救济失业工人,实行保护童工、女工办法,以提高工人阶级的抗战热情,发挥工人在抗战中的雄伟力量;五、全体工人团结起来,为夺取抗战胜利担负起历史赋予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职救会组织成立后,在中共牟海县委和牟海县各救会领导和指导下,团结广大职工、雇工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和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待遇等斗争。1945年1月7日统计,全县有职救会会员14713名(包括农村雇工)。

牟海(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 1940年8月,中共山东分局专门做出《山东的农民工作》指示,“指示”中指出,要夺取抗战胜利,必须组织起农民的力量“参战”“参政”“开展生产运动”。“只有加强对农民的领导,才能使其他群众团体推动起来”。由此,要求各地党组织,要领导创建好农救会工作。1941年8月,牟海县农救会成立,王志甫任会长。其工作纲领和宗旨是:第一,教育和引导农民认识到,只有参加斗争和抗日才能得到自由和民主的生活,要认识到人民的救星是先进的政党和进步的军队——共产党、八路军,农民今后将不为任何力量所屈服。第二,要积极参加生产运动,多生产粮食支援抗战。第三,要积极参加抗战,积极与投降派进行斗争。第四,要积极参政,积极参加减租减息运动。在牟海县农救会成立后,各区、村农救会也相继成立。1945年1月7日统计,全县农救会员发展到50122名。抗日战争时期,县农救会在中共牟海县委和牟海县各救会领导和指导下,带领农民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和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待遇的斗争。

牟海(乳山)县青年抗日救国会 1941年3月成立,林斌任会长。下设区、村青救会,农村男性青年大多入会。青救会“以动员广大青年积极参加抗战,促成青年团结统一,领导青年学习与教育,谋得青年之切身福利,争取抗战胜利,完成中华民族彻底解放为宗旨”,凡16岁以上23岁以下之男女青年,都可自愿参加。1945年1月7日统计,全县有青救会员17207名。县青救会带领广大青年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各区青救会员中的积极分子组成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积极配合区武委会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牟海(乳山)县妇女抗日救国会 1938年3月,在凤凰崖村建立了牟海境内第一个妇女抗日救国会,为胶东地区最早的妇救会组织。1941年4月,牟海县妇女代表会召开,牟海县妇救会成立,丛理明任会长。妇救会的宗旨是: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抗战,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政府,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改善妇女生活,谋得妇女解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凡年龄在15岁以上的妇女,都可自愿参加妇救会。1942年,全县各区、村普遍建立妇救会组织,妇救会内设青年妇女队(简称青妇队),为妇救会之骨干。1945年1月7日统计,全县有妇救会员64097名。抗日战争时期,妇救会发动妇女送子、送郎参军;组织妇女纺纱织布、缝军衣、做军鞋支援前线。全县妇女共为军需纺纱150万斤,织布24万匹。广大妇女还组织开展学文化活动,开展生产运动,积极为抗战作贡献。

儿童抗日救国团 1942年,牟海县各村普遍建立儿童抗日救国团(简称儿童团),受青救会和学校双重领导。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员肩扛红缨枪,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捉汉奸,传递信件,并开展拥军优属和教家庭妇女识字的“小先生”活动等,为抗日救国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1945年1月7日统计,全县有儿童团员49314名。

商人抗日救国会 1942年2月,牟海县商人抗日救国会(简称商救会)成立,隶属于牟海县各救会。商救会的工作宗旨是,积极调剂组织物资支援抗战。是年6月,商救会会长潘秋圃被国民党投降派秦毓堂部杀害,商救会组织活动中断。1945年重建乳山县商救会,办事机构由4人组成。随后各区商救会相继成立。商救会为抗战期间采购物资,保障供给,调解商界纠纷,支援和服务抗战作出了贡献。

盲艺人抗日救国会 1941年3月,牟海县盲艺人抗日救国会成立。有盲艺人会员40余人,编唱文艺节目宣传抗战。

回忆资料:

抗战时期牟海(乳山)农村四大抗日组织

张甫武

职工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简称职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统称四大抗日组织,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各界群众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爱国激情,领导建立的抗日救国群众组织。职、青、妇三会不限于农村,而这里要说的是农村四大抗日组织,所以,农村以外的情况不谈。

各个组织顾名思义,农救会是农民参加,妇救会是妇女参加,而职救会和青救会,就要做一些解释。在农村,职救会是由给财主当长工或终年外出打短工的农民组成,青救会是由男青年组成的,女青年参加妇救会。

各村成立四大组织的时间有早有晚,早、晚要看那里党的工作开展的情况,开展得早的,成立的就早,反之则晚。如东凤凰崖村是老抗日根据地,1938年就成立了妇救会,在全胶东也是最早的。就全县范围而言,1939年东海抗日根据地一开辟,四大组织也就随着根据地的日益壮大而日益壮大。1941年牟海行署成立后不久,除国民党顽固部队盘踞的村镇外,都成立了四大组织;到1942年全境解放后,所有的村就都有四大组织了。

西北庄村靠近丁綍庭的黄村据点,是在1942年6月底丁匪逃离黄村后才解放的,所以四大抗日组织建立的也就晚。又因为群众平日里深受匪兵之苦,日本鬼子扫荡时又惨遭蹂躏,所以抗日积极性也就异常高涨。我在西北庄村担任过一年多的村农救会长,这从我们家当时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除了父母年龄大了没有参加组织外,我兄弟五人都加入了农救会,其他人也都争先恐后的参加了相应的组织,而且个个在组织里是积极分子。

那时候,村里的党员还没有公开,四大组织都是由区上直接派人到村里选合适的人挑头建立起来的。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4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住在村西头的张振连(后来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把我叫到他家里,向我介绍了当时牟海八区的农救会长姜云亭。姜同志开门见山地说:“三年前,你帮党组织送情报,到丁匪的据点里贴标语,引起了丁匪注意,被迫离家外出打短工,这些情况,区上都了解。你是一个富有抗日精神的好同志。现在解放了,大伙要组织起来抗日,找你来就是想让你挑头在村里组织职救会和农救会。”接着,姜同志又向我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村外的情况,鼓励我把工作做好。区领导对我这样信任,我禁不住热血沸腾,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职救会和农救会组织起来。临分手,姜同志还告诉我,青救会和妇救会也要安排人负责成立,并征求了我的意见。

群众组织不是大杂烩,参加是要有条件的,姜同志给我说的条件是:积极抗日,服从分配,严守秘密,不拉山头。根据这些条件,我在村里先物色了骨干人物。村里当长工或长年打短工的除了我还有四人,都找上,又找上四五个有威信的贫苦农民,我们在一起商量。大伙一致赞成我当农救会长,说职救会的人少,会长也由我兼着。我那时年轻气盛,一门心思就想多工作,也就当仁不让了。就这样,我们村的职救会和农救会就算成立了。

公开那天,姜同志和区上的另外三个同志又来到我们村,要村长把村里的男女老少都集合到村公所门前,姜同志讲了四大组织的性质和入会条件,公布了各个组织的负责人,号召人们加入组织。话一讲完,四大组织的牌子一下子就都挂出来了。原来,青救会和妇救会也都暗地组织好了。这一公开,可热闹了,人们根据姜同志讲好的条件分头拥到自己组织的会长跟前要求入会。我们做得很认真,根据个人的要求,先入会的会员举手通过后才算被正式接纳成为会员。

四大组织都是抗日群众组织,不能各行各的事,各唱各的调,要有统一的指挥来协调彼此间的工作,于是职、农、青、妇就联合到一起组成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各救会。各个组织的会员既属于自己本组织的,又都是各救会的。各救会的会长,由区上提名、会员通过产生,一般都是村里组织的负责人,也有不是的。

当时,抗日的工作很多,各个抗日组织一成立,就分头投入自己担负的工作中。

职救会、农救会,就是要把农民的抗日积极性调动起来,拧成一股绳,多打粮,支援抗日前线。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首要的是落实人民政府关于提高雇工待遇和减租减息的政策,我们决定就从“一提”“双减”做起。

消息一传开,会员的劲头一下子就上来了。但当时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对雇工的、放债的、出租土地的,只要他不反对抗日,就不能强迫,而要进行说理斗争。因此,我们决定不急于行动,先学着八路军的法子,在大街小巷贴标语,大造舆论。同时,我们农救会的人在一起反复商量,把开会时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做了分析,准备了对策。

开会的那一天,我们把村里4户雇工的、6户出租土地的、8户放高利贷的客客气气地请到会场。为了保证一定成功,我们请区上的同志也来参加坐镇。

先解决提高雇工待遇问题。我说:“我们了解过,一个雇工干一年,只能得到买250斤面的工钱,还养活不到一口家,太不合理了。工钱必须提高!”

雇主们不吱声,互相你瞧瞧我,我瞅瞅你,憋了好一阵子,有一个沉不住气了,嘟嘟囔囔地说:“工钱是早就讲好了的,现在又没多干活,为什么要增加工钱?”

这种说法是我们事先就预料到的,所以,他的话一落音,一位农救会的负责人就立刻顶上去:“你一家五口不劳动,却吃香的喝辣的,靠什么?靠的就是长工的劳动,这就说明长工的劳动不止值你给的那点钱。再说,给人家那么点钱,你让他家里的人喝西北风去抗日吗?”

那时,一提到抗日,谁也不敢公开反对,这位农救会负责人的几句话不多,却句句说在点子上,问的那个雇主脸跟着就红了起来,敏感的辩解说:“我可没反对抗日。”

会员们立刻七嘴八舌的质问他:“他家的人吃不饱饭怎么抗日?”“不提高工钱就等于反对抗日!”

那个雇主脸上的汗立刻就流下来了,站起身,转着圈作揖说:“乡里乡亲,大伙可是都清楚,我可从来都没和日本人沾过边啊!也从来没和顽固部队接过缘啊!”说着说着,竟扑通一声跪倒在区干部跟前,声泪俱下:“政府可得给俺做主啊!”

大伙一看他说了熊话,就更来了精神头,责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增加工钱?”

他一听有了回头话,连忙借着梯子下台:“都怪我一时糊涂,都怪我一时糊涂!加!加!”

经过这一阵子,其他雇主也都表示愿意增加工钱,为抗日出力。根据提前商量的意见,我们提出工资加倍,每家再给雇工做双鞋。四位雇主谁也没有再讨价还价,都点头同意。

第一个回合如此漂亮,会员们个个情绪高涨,我同区上的同志交换了一下眼色,决定不休息,赶紧趁热打铁——减租减息。

俗话说“打着骡子马惊”,那14个主儿目睹了刚才的阵势,心里溜明溜白的:顶不住,滑不掉,减也得减,不减也得减。当我把政府“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政策一交代,一个个都痛痛快快的表示照政府的政策办。有一个放债的还说本息都减半,我们当场就表扬了他,送他一个美名——“开明户”。

工作进行的意想不到的顺利,令人觉得兴犹未尽。我想,这与准备得充分是分不开的,但关键还是人民政府做靠山。

“一提”“双减”的胜利在村中引起了轰动,不亚于丁匪逃离黄村那阵子,我心里说“可好了”,这次却是亲身体验到“抱成团,当家做主人”的威力,人们个个喜形于色,扬眉吐气。职救会、农救会的会员们个个走在街上也抖起了精神,正是那个字眼——雄赳赳,气昂昂,大伙自愿自觉地掀起了一个“种好庄稼,支援前线”的生产热潮。

男人们的胜利自然也是妇女的胜利,青年小伙子的胜利。牵一发而动全身,妇救会、青救会的工作也都跟着红火起来。

说句公道话,要说工作忙,那时候妇救会的工作要算最忙得了,纺纱织布,做军鞋,缝军衣,绣制慰问袋,还要推磨轧碾备军粮。

记得那时候,部队被服厂有一个车间设在我们村,赶制棉军衣的时候厂里的同志用机器缝出里和表,絮棉花、上衣领、掏扣眼、钉扣子的零碎活全是妇救会组织村子里的妇女干。时间紧,任务重,一批活下来,往往一熬就是好几个通宵。赶做军鞋的时候,几乎是整天鞋底不离手,鞋底厚,麻线长,手掌被麻线砺出一道道血口子,也不肯停会儿手。

妇救会里有个青妇队,参加的都是大姑娘、小媳妇,工作起来最要强,青救会的人夜晚站岗,她们就白天站,那股子认真劲,就是个蚊子飞过,她们也要盯两眼。上前线送给养本来都是男人们的事,可她们硬是插上膀子和青救会员抢着干。

青年妇女要强,老年妇女也不示弱。村里有位快60岁的孤寡老人,大家都称她曾奶奶,也是样样工作不落后。那一年,她一个人就做了15双军鞋,缝了20套棉军衣。她家里好不容易藏下了几只老母鸡,下的蛋她一个也舍不得吃,队伍路过俺村,她煮了满满一锅,让青妇队员帮她挑着去慰问八路军。

我东邻居田大妈,两个儿子都在抗日前线牺牲了。我们去慰问她,她的眼睛都哭肿了,但手里还在做军鞋,她对我们轻声说:“儿子死了,我不能不伤心,可我明白,打鬼子就不能不死人。大伙不用为我担心,我能顶住。”说得我们都哭了,她倒安慰起我们来了。

现在有个说法,叫“妇女顶起半边天”,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想起故乡那阵子的妇救会,他们顶起的哪只半边天啊!我的母亲、嫂嫂和我的媳妇、侄女都是妇救会员,她们为抗日吃的苦、受的累,我心里有数。男人们除了站岗的,晚上多半能睡个囫囵觉,可她们几乎个个是白天忙一天,晚上还要带灯熬夜。那阵子,粮食金贵,麦子磨成面支援前线,地瓜干、饼子留给男人吃,她们自己吃的只剩下稀汤寡水,加上渣、菜。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要学着文化人来说两句——中国的妇女是伟大的,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尤其伟大!

说到这里,好像是农救会和妇救会把抗日工作都做完了,别着急,还有拼命流血的危险活哪——站岗放哨,反奸防特,参军扛枪上前线。这活不用说是非青救会莫属了。

青救会的人,一个个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们中的骨干分子又组成了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

俺村成立青救会的那年冬天,正好赶上鬼子拉网大“扫荡”。空舍清野,了解敌情,组织掩护村子里的男女老少转移,小伙子们可真发挥了作用。那时,村东村西的山头上都立着消息树,备有报警堆。白天有敌情就放倒消息树,树往哪边倒,就说明鬼子从哪个方向来;晚上有情况,就点燃报警堆的柴草,第一堆,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二堆,指向鬼子来的方向。青救会在山头和村里都设岗,村里的岗一看见山头报警,就立即敲响铜锣,其他青救会员和村干部便闻风而动,组织群众扶老携幼向安全地带转移。八路军被服厂的机器和物资,也都是青救会负责帮助疏散、掩护。

现在回想起那次反“扫荡”,要是没有青救会的小伙子联络组织,人们不辨东西南北地乱跑,不知要死多少人呢。

在村里的其它工作中,如开荒自救、出夫支前等方面,青救会的小伙子们也都样样是骨干。青救会还有个任务,就是负责组织儿童团,让少年儿童也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党就是这样,通过职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这四大抗日组织,把农村抗日根据地的男女老少组织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去的,从而使伟大的抗日战争成为千千万万中国人参加的埋葬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