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我进步的阶梯。她记录着历史、启迪着历史、照亮着历史。而使我爱上书，登上这个阶梯的，首数我的母亲。

我爱书是从母亲引导下的存书、集书开始的。《诗经》有言：“母兮鞠我，拊我畜我”。记得我还在二、三岁时，一次母亲带回一枚邮票，教我夹在一个小册子中，这竟然成了我集邮的开端。进而，集邮发展成集书。那时母亲常给我买些小画书，由单本到成套，《三国演义》、《岳飞传》、《铁道游击队》等等，我一本本地看，一册册地存，先是母亲帮我买，后是自己到处找。这既成为我的启蒙读物，也成为我收藏着的母爱。母亲生活很节俭，甚至让人看不过去。她的内衣一直是补钉摞补钉；她的枕巾与其说是枕巾，不如说就是枕头，补得一层又一层，似乎在随着我的长高而长高。母亲是12级干部，比较起来也算较高工资了。但她的俭朴似乎与收入并无关系，是习惯、是传统，这是中华民族、山东老乡中许多人所素有的。她一直注重物质财富用于生长精神财富。古人云“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我父母从战争年代的222马搭上、挎包里带过来一些他们所喜爱的书，除当时来自延安出版的马列、毛泽东的那些粗纸油印的著作外，鲁迅的、郭沫若的书，以及《死魂灵》、《毁灭》、《我的大学》都使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本字迹几乎看不清的《哲学史》无意中引导我向哲学殿堂迈出了第一步。上学后，由集邮、集小画书的惯性，运动到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和《二十四史》。各卷陆续出版，书店不停往来，所缺到手，如获至宝。我买其它东西，母亲是一分一角地往外掏，而买书却是十元上百元地交给我，这越发使我感到书的高贵。上中学后，家里给我的每月生活费几乎一半以上用于买书。在那毁书、烧书成风的“文革”中，我家的书藏来藏去，基本没受损失；而且无论是下乡还是上工厂，我书包里总装着书。我参军入伍后，在军训、拉练、打坑道、去农场之余，开始系统地自学高等数学、科学史、艺术史、文学史、哲学史，一有所需，就写信给母亲，她总是帮我到处寻觅。因为“文革”的特定历史，我没得到机会上大学，但处在社会第一线的军营，加上我那实际已是不小规模书库的营房居室，成为我刻苦自学、博览群书的天地。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自修完中学、大学诸多学科的课程，打下考上研究生基础的。后来我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理论工作，在《解放军报》期间，在学校读研究生拿学位期间，在北京周围找书，既通过一些亲戚去找，更经常是通过母亲联系。从这个角度体会《诗经》上说的“无母何恃”，对我来讲是那样贴切。随着读书的进展，我开始写书，一发而不可收，后来我自己写的书和文稿也已有大半个书架子，而且藏书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了。现在自己住处有整整一大间屋成为专门书库，一、二十个通天书架还仅仅是一部分，连卧室、办公室也总是有五、六个橱子的书。积存着的书是我最珍贵的财富，自己写的书更是处处印着我成长的足迹。每当向书架上攀登找书，我总是联想到，这是母亲给我搭起的阶梯，使我走上了学问之路。

我在书的阶梯上进步，也在这个阶梯上更加了解着我的母亲。一次山东省图书馆阅览部牟均主任登架整理旧报刊，突然发现一份写有我母亲事迹的文章。这是1941年3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上刊登的题为《纪念胶东的几位女同志——献给“三八”妇女节》的通讯。文章回顾山东胶东地区党领导下妇女运动的开端及发展，特别记述了在抗日反扫荡中壮烈牺牲的女英雄。上面写道：“毕霭声同志和毕纯玉同志，她们是亲姊妹，系文登县人，高中毕业，当过高级小学教员，在胶东妇联会作宣传教育工作，她们死时，一位是27岁，一位才24岁。”文章作者的记录显然是有误的：讲述毕纯玉（系我四姨，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毕纯）的牺牲时，以为我母亲（毕霭声，参加革命后名为毕健）当时也牺牲了。我母亲家无男孩，当时姐妹6人，其中5人同其丈夫都是抗战前后参加革命的。“七七”事变爆发，我大姨夫等人出去拉了武装（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二炮参谋长）。母亲和四姨征得父母同意想通过香港转道去延安，但因家庭经济条件所限，筹集不到路费未能成行。胶东著名的天福山起义爆发后，她们于1938年初参加了当时活跃在胶东的抗日武装力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蓬黄掖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同时成立妇女抗日救国会，我母亲担任了下属的妇救会长。 1939年胶东成立妇联，母亲任生活改善部部长，和我四姨一起，四处奔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在1939年12月的反扫荡斗争中，当时的胶东大众报社、党校以及妇联的部分同志在掖县河南村遭到日寇包围袭击，四姨壮烈牺牲。现在山东省文登市群松环抱的烈士陵园那雄伟肃穆的烈士纪念堂里，在悬挂着的烈士遗照和烈士英名录中，有4位是我母亲的亲人。

我的母亲和父亲很少给我们讲起自己在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中的事迹。看到延安报纸的这篇通讯后，我深深为母亲及牺牲亲人的伟大事迹所激动。后来在钻书海时，深入认识母亲，成为我读书的一个重要内容。

母亲同父亲结婚是在1943年。父亲是母亲在烟台中学的同学，1936年参加革命，曾和李大同（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原主任）一起到北平，想转道去延安。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让他返回山东，于抗战爆发后在鲁南一带同李乐平（来自上海的地下党员）组织抗日自卫队，后到招远组织32大队，在烟潍路上活动。当他在东海特委任组织部长、招远县委书记前后，与我母亲恋爱、成婚。为了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母亲独自便装步行从胶东的最东头一直走到西边大泽山，过重重封锁线，行程六、七百里。母亲生第一个孩子的当天还在参加县委和区委书记会议，分娩后的第三天就把孩子放在老乡家，继续开展工作；在我二姐出生的当天还在跑操；生我三姐是在长途跋涉中的老百姓家。解放初，母亲在刚刚成立的山东省民政厅忙于各地的政权建立，后来曾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忙碌的工作使她几乎天天午夜后才回到我们身边。就这样，她操劳成疾，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记得有几次医院连病危通知书都下了，但她还是顽强地渡过了危险。后来被安排到山东图书馆担任领导职务。

山东图书馆追溯起来已有百年历史，正式建于清光绪34年，位于以趵突泉为首的济南72泉涓涓汇成的大明湖畔，古本藏书特别丰厚，是我国较大的图书馆之一。“名书竹帛，事业垂史”，母亲从战争年代走来，后又当了新中国的“书官”，她全身心地倾注于自己的事业。“口碑载道，谁识蹉跎”？母亲克服种种困难，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搜集、发掘、整理着历史文献，维护着那人类进步的阶梯。“文革”中，她一边挨批斗，一边周旋、迂回、协调，做了大量保护图书的工作。就在她已高龄而又重病在身的日子里，仍多方奔波，筹措资金，联系设计，组织施工，对馆藏书库和阅览大楼进行扩建。为了那幢矗立在大明湖畔而迎门座落的漂亮建筑，她不知付出了多少辛劳。在我看来，省图书馆保存的每一部书都浸透着母亲的心血。她和千百万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作出牺牲的先辈们一样，用自己的血肉铸成了共和国繁荣昌盛的大道，以自己的肩膀为后人攀登文化大厦，撑起着一级级阶梯。

《论语》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母亲和父亲现已近80岁高龄，生我劬我，顾我复我。他们以毕生精力给后人铺路架桥，后人的成长又催他们白发苍苍。母以子贵，贵在新一代恰恰是自己的新生；子以母贵，则贵在新生切切是来自母亲。如今母亲虽年事已高，但耳不聋眼不花且思维敏捷。对她的超凡记忆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不仅让她的同龄人惊叹，就是我们这些晚辈也赞叹羡慕不已。这是社会历史塑造的结果，也是对她那多年顽强与命运拼搏抗争不屈不挠和不断进取精神的一种回报。正是母亲特有的这种精神和素质注入了我的精髓，使我在自己努力前进的艰难道路上认准了真理而坚韧不拔地攀登，永不回头。

我十分庆幸并骄傲于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我也非常自豪并激励于母亲和父亲为我取的名字：全新！人类发展的每一步都应当是“全新”的。如果说母亲搭起的阶梯既是文化生长的阶梯也是历史进步的阶梯；那么我就应当沿着这阶梯不懈地去发现、去建设、去塑造，而且每一步都要有一个“全新”的层次。

(作者系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